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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待着。

无所事事的日子，实在令人难熬。康奇斯似乎得到艾莉森的默许，按照维多利亚时代已经过时的一种饮食道德观行事：你想要再加点果酱，必须先吃大量面包。你想享受美事，得先过一段枯燥乏味的日子。但是我早已过了理性思考的阶段。此后的几个星期，我的焦躁心情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与日俱增。我不得不采用新的生活方式来与这种焦躁作斗争。几乎每天晚上都要为自己找借口穿越罗素广场。我想我大概像水手的妻子和黑眼睛的苏珊一样，在丈夫远航的日子里会常常到码头上去，与其说是希望见到丈夫归来，不如说是出于无聊。但是我等待的船从未显露一丝灯光。有两三次我在夜间去了马奇哈德姆，但是丁斯福德宅和罗素广场一样，一片漆黑。

其余的时间，不是看电影就是看书。书则专挑毫无意义的看，因为在那一段时间，我看书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脑子麻木。我常常在夜里开车到我不想去的地方去——牛津、布莱顿、巴斯。如此长时间开车可使我的心境趋于平静，似乎彻底驱车狂奔便是在做有益之事。我驾车经过一座座沉睡的城镇，总是到深夜才打回头，黎明时分疲惫不堪地开进伦敦，然后睡到下午四五点。

我不仅仅是百无聊赖需要镇静下来。远在和莉莉·德·塞特斯见面之前，我就已经存在另外一个问题了。

当我醒着的时候，我在苏活区或切尔西消磨大量时间。那些地方不是童贞未婚男人应该去的，除非他十分迫切地想考验自己的坚贞。林子里的妖魔够多的，希腊街上满是涂脂抹粉站在门口的老妓女；金斯路的“模特”和低级雏妓更富刺激性，同样唾手可得。我不时可以见到能引起我的性欲的女孩。起初我还想把这种念头压下去，后来干脆就坦然承认了。如果我在有可能成其美事的情况下坚定地退出或者故意视而不见，那是有各种不同的原因的，但是这些原因多半出于自私而不是高尚。我要向他们表明——如果他们有眼睛能看到的话，而我从不能确定他们没有眼睛——没有风流韵事我也能活下去。同时我也想对自己表明这一点。我还想拿这个当作武器去面对艾莉森。如果必须动用鞭子的话，这可就是鞭上加鞭了。

实际情况是，反复出现的我对艾莉森的新感觉完全与性无关。或许它与我对英国和英国人的疏远、我那种不属于任何人种、一直在流亡的感觉有关。我觉得自己每天晚上都可以和一个不同的女孩睡觉，但我还是同样渴望见到艾莉森。现在我想从她身上得到的是别的东西，但不管那东西是什么，只有她才能给我。这就是现在和以前的区别之所在。谁都可以给我性的满足。但是只有她才能给我……我不能称之为爱，因为我认为它是一种实验，甚至在实验的实质部分开始之前，就取决于诸多因素：她悔罪的程度、她坦白的彻底程度、她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服我她还爱着我，而她的背叛是她的爱所造成的，等等。我对上帝的游戏的感觉，和人们对有灵性的宗教既迷恋又嫌恶的复杂心情一样。我知道里面“一定有名堂”，但是我同样确切地知道自己不是那种信仰宗教的人。此外，对爱和性之间的区别看得更清楚，以及由此而得出的逻辑结论，当然不可能使我进入忠贞的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塞特斯夫人一直对我谈到应该把生殖器官的活动和心的活动截然分开时，无异于对皈依者说教。

但是在我心灵深处还是有些东西在隐隐作祟。我可以吞下她的故事，但是它在我的胃里一直翻腾着。它嘲弄着比习俗惯例和公认的观念更深刻的东西。它嘲弄着一种固有的意识，那就是我必须在艾莉森身上找到我所需要的一切，如若不能，那就不仅仅是道德观或好色的问题了，我无法界定它是什么，但它既是生物的又是难以理解的，与想象和死亡有关系。也许莉莉·德·塞特斯已经开始前瞻二十一世纪的性道德观，但是还缺了点什么，缺少至关重要的防卫措施。我怀疑自己已经前瞻到二十二世纪了。

这些东西想起来容易，但是要在仍然属于二十世纪的今天付诸实践可就难了。我们的本能表现得比过去更加赤裸裸，我们的情感和意志变化比过去更快。维多利亚时代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等待自己所爱的人等上五十个月也会觉得无所谓，五十天就更不在话下了。他也绝不会让不贞的思想玷污自己的头脑，更不会用行动去玷污自己的身体。我早上起床时可能还是维多利亚青年的心态，但是到了中午，在书店里，一个漂亮的姑娘就站在我旁边，我马上就会对我并不相信的上帝祷告，千万别让她转过头来对我微笑。

有一天晚上，在贝斯沃特，有一个姑娘真的笑了。她不必转身。当时是在一家咖啡馆里，我一边吃饭，一边看着她和对面的一个朋友在谈话。她双臂裸露，双乳呼之欲出。她看上去像意大利人，黑头发，母鹿般的眼睛。她的朋友走了，姑娘往后一靠，冲着我微笑，非常坦诚，也很友好。她不是轻佻的女孩，只是在向我表示，如果你想跟我谈话，那就请吧。

我笨拙地站立起来，在门口尴尬地站了一分钟，等候女服务员来取钱。我之所以觉得窘迫主动退出，部分原因是出于妄想狂。姑娘和她的朋友是跟在我后面进来的，她们坐的地方是不容我不看到的。实在太荒唐了，我开始感到我所碰到的每一个女孩都是受雇来折磨和考验我的。每当我要进入咖啡馆或餐馆的时候，我都要先透过玻璃察看一番，是否能找到一个角落，让那些令人讨厌的人看不见，同时我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滑稽。我对造成这种局面的环境越来越感到愤怒。这时娇娇来了。

那是九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我最后一次和莉莉·德·塞特斯见面之后两星期。有一天傍晚，我百无聊赖，便去电影院看雷内·克莱尔[24]的影片。我不假思索就在一个人身边坐下来看影片——不朽的《意大利草帽》。从各种呼哧呼哧的沙哑呼吸声中，我判断出身边这个人是女性。半小时后，她向我转过脸来，要借火。我看到了一张圆脸，没有化妆，棕色的头发在脑后梳成辫子，浓浓的眉毛，手指夹着一截烟头，指甲很脏。灯光亮了，我们在等下一部故事片的时候，她试图和我套近乎，但是很不老练，显得很笨拙。她穿牛仔裤，肮脏的灰色高圆翻领毛衣，外面套一件样子很古老的男式连帽粗呢风雪大衣。但是她有三种奇特的与性无关的魅力：一脸绽开的笑容，沙哑的苏格兰口音，孤独邋遢的气质。我立即看出她是一个跟我志趣相投的人，配得上一个现代麦休[25]。不知怎么的，她的笑容显得不真实，像牵线木偶似的。她垂头弯腰地坐着，像个情绪低落的胖男孩。她想打探出我是干什么的，住在哪里，但未能得逞。也许是因为她笑得像青蛙，也许是因为即使出点小差错也不会导致什么危险，她显然不是来考验我的，于是我问她是否想去喝杯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