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博物馆和小说（第2/5页）

我们开始感到，这部小说是为我们而写的，只有我们才真正理解这部小说。

这种拥有感也源自这个事实，即我们读者以心灵之眼作画，将小说带入了存在。小说家到头来总是需要像我们这样勤勉、宽容、聪睿的读者来完成小说的现实化，让小说“活动起来”。为了证明我们是这种特殊类型的读者，我们假装忘记小说是想像的产物。我们渴望游历事件发生于其中的那些城市、街道和房屋。包含在这种渴望之中的是一种深入理解小说世界的冲动，同样也是一种“完全以我们想像的样子”看见每一件东西的冲动。在真实的街道上，在家里，在物品中，看见“恰当的意象”—源自小说家使用“恰当的词语”一词—不仅有助于减轻小说带给我们的不足感，而且让读者因为能够细致入微地想像而充满自豪。

这种自豪感及其不同表现是将小说和博物馆，或者将小说读者和博物馆的参观者联系起来的共同感受。我们现在的话题不是博物馆，而是小说。但是为了阐明我们阅读小说时那些激发我们想像的动机，我将继续论述这个关于自豪感和博物馆的例子。请记住，就像下棋的人要预料对手的下一步，小说家总在考虑读者的想像以及激活想像的愿望和动机。读者的意识将如何反应，这对小说家来说是最重要的考虑内容之一。

博物馆和小说的复杂主题如果分为三部分，我们的讨论将变得更为容易。不过，我们要记住，这三个部分是相互关联的，而自豪感则是它们的共同要素。

1. 自重

当代博物馆起源于有钱有权者的“古玩柜子” （Wunderkammern）。从17世纪始，这些人为了炫耀财富，展示贝壳、矿物样品、植物、象牙、动物样本以及从遥远的国度和罕见的渠道弄来的绘画。在这个意义上，最早的博物馆就是欧洲君王们的豪宅大殿—也就是统治者们以物品和藏画为媒介展示其权力、趣味和学识的空间。在这些统治精英阶层失势之后，展览的象征意义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卢浮宫这样的宫殿改成了公共博物馆。卢浮宫于是不再代表法国国王的财富，而代表全体法国公民的权利、文化和趣味。现在普通人民也可以一览珍稀绘画和原始器物。在博物馆的发展和文学体裁的历史演变之间，我们可以作一个大致的类比：这个过程就是那些叙述君王骑士们冒险历程的史诗和传奇故事让位于以中产阶级生活为内容的小说。不过，这里我希望阐明的不是博物馆和小说的象征性和再现性的力量，而是它们作为档案记录的品质。

我们已经注意到，小说通过汲取我们日常的经验和感知，通过把握生活的本质特点，获得了召唤性的力量。小说也构成了一种内容丰富且有感染力的档案— 有关人类的共同情感，我们对普通事物的感知，我们的姿态、谈吐和立场。我们记住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言词、口头语、气味、意象、趣味、物品和颜色，因为小说家对此进行了观察并且细心地在作品中加以记录。我们在博物馆的一件物品或一幅画作前面驻足观看的时候，在展品目录的帮助下，我们只能猜测这件东西如何嵌入人们的生活、故事和世界观—而小说则观察并保留了同一时期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如意象、物品、交谈、气味、故事、信仰、感知，等等。

小说作为档案的品质，其保存风俗、立场和生活方式的能力对于记录不经意的日常语言尤为重要。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在其精彩的文章《历史小说中的语言和笔调》中告诉我们，她为了寻找叙述的声音，阅读了哪些书、作家和回忆录，并描述了她自己如何在著名的历史小说《哈德良回忆录》与《深渊》中营造氛围。她一开始就提醒读者，直到19世纪照相术发明之前，以前世代的人类都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他们的声音。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无数人的语言和声音完全消失了。同样地，在19世纪那些伟大的小说家们和剧作家们出现之前，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记录人们的日常交谈。这种交谈自发主动，不讲逻辑，并且复杂难解。尤瑟纳尔强调了小说的一个重要功能：它融汇了直接取自生活、不经文体编辑的一般表达方式—比如“请递豆角”，“谁让门开着的？”，“要当心，快下雨了。”，这类话语。

如果说小说的核心属性是其突出日常观察并继而将之重新构造的方式，它以想像为媒介，旨在揭示生活的深层意义，那么尤瑟纳尔的观点可以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19世纪，小说艺术才如我们今天所知的那样得以完善。很难想像小说会缺少普通话语的力量与可信，因为日常语言是传达那些平淡时刻和随机感知的自然渠道，而这些正是小说世界的基础。当然，散漫的交谈并非必须详细记录在纸面上，分段排列，一段文字包含一个声明；也没有任何必要让它们主宰小说景观。这是我们从普鲁斯特那里学到的许多重要教导之一。

就像博物馆保存物品，小说则保存细微差别、语调、语言的颜色，以口头语表达人们的一般思想以及意识从一个主题跳到下一个主题的偶然方式。小说不仅保存词语、俗套话和成语，而且还记录它们在日常交流中是如何使用的。我们阅读詹姆斯·乔伊斯时会开心地发现俏皮话和创造性的用语，这些话语在孩子学说话时我们也能听到。乔伊斯之后，所有嬉戏于各式各样内心独白的杰出小说家—从福克纳到伍尔芙，从布洛赫到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再认为自己是在描写意识的运作方式，但是在以语言的魅力和特殊性影响我们的生活方面却更加洞察入微、饶有趣味。

把握日常语言是散文体小说的一个关键特色，在这方面第一部土耳其小说（在任何文化里要确认“第一部”小说总是一个影响广泛、争议颇多的话题）是里凯扎德·穆罕穆特·埃克雷姆（Recaizade Mahmut Ekrem） 1896年出版的《马车故事》（A Carriage Affair）。这部小说聚焦西化潮流，涉及西方崇拜的危险以及亲西方的知识分子们自命不凡的心态，这是奥斯曼—土耳其的文艺创造中名为“东西方小说”的最初范例之一。这一体裁直至今天仍然得到应用。（我自己的小说《白色城堡》就是对东西方小说的绵薄贡献。）《马车故事》既有趣，又精彩，描写了19世纪末土耳其知识分子—他们渴望效仿西方，由此带来了“悲喜剧的混乱”（如评论家贾勒·帕尔拉所言），有时候则变成土耳其与法国风格难以分辨的大杂烩。同样的人为性也见于《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创造了一种俄国精英们的谈话格调。这些人一方面在抗击拿破仑，另一方面又在日常生活中说法语。不过，《马车故事》只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讽刺，并不具有《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宏伟结构和深沉内涵。小说的隐秘中心—当我们阅读托尔斯泰、乔治·艾略特和托马斯·曼（或者在过去数十年间的V. S. 奈保尔、米兰·昆德拉、J.M. 库切和彼得·汉德克），我们在意识的一个角落持续不断、牵肠挂肚地追寻这个中心— 这绝不是埃克雷姆吸引我们好奇心的一个理由。我第一次阅读这本新奇独特的小说时，突然惊喜地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土耳其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沉浸在189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日常用语里。不过，令人忧伤的是，这样鲜活的描写、这种口头语的创造性使用一旦翻译到其他语言常常会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