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博物馆和小说（第3/5页）

如尤瑟纳尔所说，在小说出现之前，日常话语并没有得到记录，这一点让我们明白所谓的“历史小说”是荒诞且不可能的。亨利·詹姆斯在说到历史小说“致命的廉价”及其读者的天真时，他所指的不仅有关语言，也有关深入一个不同时代的意识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我在写历史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之时，小心翼翼地阅读奥斯曼帝国的法院登记、商务记录、公共文件，以寻找日常生活的细节，但我知道这并不足以克服理解的隔阂。我决定展现并夸大虚构的叙述形态，避免虚假地处理与调和16世纪时伊斯坦布尔的交谈用语，因为对这些话语有时候我们一无所知。我的主人公常常穿过纸面，直接对读者讲话。我也赋予某些物品和绘画以说话的能力。我还加入了对当代世界的许多指涉—实际上，小说中家庭日常生活的描写就是基于我和我母亲与哥哥的生活。

从1980年代起，统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创新之风席卷小说界，最初受到了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伊塔洛·卡尔维诺等人的影响。他们本质上是虚构形而上学的研究者，而不是狭义的小说家。他们的作品推进了小说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这些都是尤瑟纳尔和亨利·詹姆斯的论题—并且强化了以小说为媒介进行思考的传统。

不过，我希望论述的小说类似博物馆的品质与其说可以激发思想，不如说更多的是保存记忆、保持传统和抗拒遗忘。就像家人们在星期天去参观博物馆，认为博物馆保存了他们过去的某些东西并从中得到快乐，读者们也会开心地发现小说融合了他们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街道一端的公交车站，他们看的报纸、喜爱的电影，他们从窗口见到的落日景象，他们喝的茶，他们看到的海报和广告，他们曾走过的小巷、林荫大道和广场—就像《黑书》在伊斯坦布尔出版后我所观察到的—甚至他们常去的商店（如阿拉丁商店）。这种快乐也许与我们在博物馆里所感受到的幻象和随之的自豪是相对应的：我们感到历史不是空洞而无意义的，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某些东西应该被保存下来。我们认为小说与诗具有不朽性，这种空无所依的普遍信仰—这种信仰有时候也会征服我—只会强化这种自豪与宽慰。小说读者的快乐与博物馆访客的快乐到底是不同的，因为小说并不保存物品本身，它只保持我们和这些物品的际遇—也就是说，我们对物品的感知。

像许多小说家一样，我经常听到有人说：“帕慕克先生，这正是我所看到的，正是我所感受到的。你所写的似乎就是我的生活！”听到这些善意的话，我从不知道到底是感到高兴还是悲伤。因为听着这些话，我感到自己不太像一位运用想像无中生有制造故事的创造性小说家，倒更像一位编年史的记录者，只是简单记录我们在社会中共同经历的生活，包括其中所有的用语、意象和物品。我认为写作小说是一个光荣而快乐的职业。但是好心读者们善意的感叹让我产生这样的印象—就像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历史的变迁，随着死亡，社会、意象、物品将更迭和消散—小说也将会被遗忘。这确实是普遍的情况。你会发现，小说的永久和作家的不朽之类的话题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类的虚荣心之中。

2. 区隔感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广泛论述了社会环境中区隔（distinction）的话题。在这一话题的许多层面之中，他探索了艺术爱好者在欣赏艺术作品时体验到的区隔感。布迪厄的有些观察有关博物馆和博物馆的访客，但是我打算将他的观念应用于论述小说家和小说读者。

让我先从十年前在伊斯坦布尔的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故事说起。在1940年代和1960年代普鲁斯特小说的两个节译本出版后，洛扎·哈克蒙（Roza Hakmen）于1996至2002年将普鲁斯特的七卷本小说全部翻译成土耳其语。她充分运用了土耳其语适合长句式的特点和其他细腻之处。伊斯坦布尔的大多数报纸盛赞她的译本极为成功。广播、电视和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讨论普鲁斯特，小说的前几卷甚至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在那个时候，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的很多学生正在新学年开始时排队等待入学。传说在队伍后面等待的一个女孩—让我们叫她艾丝—从手提包中不无骄傲与炫耀地拿出了《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一卷，开始阅读起来。她时不时地抬起头，看看她将要与之在一起度过四年的同学们。她特别注意到站在前面稍远的一个女孩—让我们叫她泽伊内帕—穿着高跟鞋，浓妆艳抹，衣着虽昂贵但缺乏品位。艾丝对泽伊内帕的轻浮气轻蔑地一笑，不禁紧握手中的普鲁斯特小说。然而，不久之后，当艾丝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她沮丧地发现泽伊内帕从包中拿出了同一卷书开始阅读。艾丝觉得自己竟然与泽伊内帕那样的女孩子读同样的小说，简直难以置信，从此放弃了对普鲁斯特的全部兴趣。

布迪厄指出，艾丝这样的女孩子参观博物馆是为了证明她自己和泽伊内帕有所区别。他还揭示了这样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阶级和社会意识的影响。正像我们的故事所展示的那样，同样的因素对于小说也适用— 但是阅读小说的体验涵盖更多的独特性和更深刻的个性层面，这是我想强调的。我已经说过，我们读小说时，常常感到作家只是在对我们本人说话，因为我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去具象化作家的词语，去发现作家呈现于文字里的意象。我们最终爱上了某些小说，因为我们为之付出了高强度的想像劳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沉溺于这些小说，把书页弄得卷折变形。1980年代，当大规模旅游业刚刚在伊斯坦布尔兴起的时候，我到旧书店淘游客丢在旅馆房间里的书，但是每次我都很少发现我希望看到的—待售的绝大多数是低俗的平装本—由此我感到，人们丢弃的只是那些不需要花费精力就能阅读的书。

我们阅读和具象化一部小说所付出的努力，源自我们渴望特殊、渴望与众不同的心理。而这种感觉又联系到我们渴望把自己设想为那些和我们过着不同生活的小说人物。我们阅读《尤利西斯》，首先会感觉良好，因为我们努力设想人物，他们的生活、梦想、环境、担忧、规划和传统与我们自己的如此不同。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正在阅读一本“困难的”小说时，这种感觉就会增强—在我们意识背后的某个地方，我们感到自己正参与一种具有一定区隔性的活动。当我们阅读像乔伊斯这样具有挑战性的作家的著作时，我们思维的一部分正忙于祝贺我们自己可以阅读这样难懂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