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广播电视台的庆典活动

广播电视台庆祝创建五十周年那天气候炎热：33度。一位提前退休的文学频道编辑、一位诗人和一位曾经的女记者坐在一辆小面包车中，均已大汗淋漓；面包车9：30从旅馆接了他们开往广播电视台。曾经的文学频道编辑——恩斯特·高泽尔曼博士跟他年轻的生活伴侣是专门从爱尔兰赶过来的，他现在生活在那里，准备喝着威士忌慢慢死去。他有些懊恼，因为他本想参加都柏林的布卢姆纪念日活动[29]，偏偏这一天跟广播电视台五十周年庆典活动冲突了，鉴于他为这家广播电视台工作了三十多年，人家就邀请他出席庆祝活动。必须邀请，这是频道总监经过长时间请还是不请的犹豫后做出的决定。他当然不知道这些内幕，尽管有布卢姆纪念日、气候炎热和旅途劳顿等诸多不利因素，他仍旧感觉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他很乐于向年轻的女友展示一下，这么多年自己是在哪儿无望地为文学事业奋斗过、厮杀过，胃里多处溃疡，就因为共事的领导与同僚中有不少外行和半瓶子醋。

诗人阿尔布雷希特·唐纳是因为拍摄了一些构思巧妙的电影而与电视台结缘的，例如反映卡罗琳娜·封·君特罗德[30]生平的或是《德意志诗歌中的德意志秋景》，因为靠自己写的诗他无法生存。目前他正在不情愿地拍一部有关德国葡萄酒的片子，人们把他从摩泽尔河畔接回来参加庆祝活动。曾经的女记者克拉拉·灿德尔以前主持过电视台的青少年节目，做过采访，也为文学编辑每月一次的文化专题拍过短片，现在她只写有关动物的书籍。接到庆祝活动邀请时，她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因为她的第三次婚姻刚刚破裂，她养的狗死了，而她母亲则宣布要来看望她。她对电视台的感情可谓爱恨交加，要不是遇到上面提到的那些烦心事，她对电视台的感情还不足以让她来参加这次庆典。

他们坐在闷热的小面包车中，穿过田园风格的城市向广播电视台驶去。距电视台还有两公里的地方早已停满了众多车辆，电视台附近的街道已被封锁，戴着红袖章、满脸通红的警察正果断地指挥着驾车者继续行驶，只有贴有电视台标志的小面包车方可通过封锁线。他们可以通过，车驶过了供重要嘉宾休息的帐篷、烤香肠的摊子和问讯站；他们看见了踩高跷者，高跷有三米高，上面扮演的角色有金刚、卓别林和恐龙。“这些都来自欧洲公园，”司机向他们解释道，“是这家公园赞助了这次活动，电视台根本没有这么多钱。”

电视台门口彩旗飘飘，旗帜上写着“开门办台”，这让他们觉得别扭。在门口迎接他们的是文化频道女编辑施赖伯-克恩博士，她很激动，身着黑色套服，衬托着庆典的庄重。她给每个人的胸前别了一个小牌，上面分别用小字写着他们各自的名字，电视台的名字则很大。灿德尔（Zander）被写成了桑德尔（Sander），诗人唐纳则被提升为“唐纳博士”。

“今儿还不知会出多少乱子呢！”高泽尔曼博士愤愤地说。接着他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年轻女友：“这位是杰西卡。”“杰西卡还需要一张通行证，”文化频道女编辑怏怏地说，“天哪，我该上哪儿去弄呢？”她边领着杰西卡往一条长长的通道走去，一边对他们仨宽慰地喊道：“你们先去文化之角的第三演播室看看吧。我马上就来，我在一个冷却袋里还准备了五瓶莎当妮，待会儿我们喝！”“待会儿是什么时候？”阿尔布雷希特·唐纳不满地问，然后他就沉着脸观看起金刚、恐龙和卓别林了。正在赶路的文化频道女编辑还看到了这一幕，她起誓般地喊道：“重要的是，文化方面也有代表出席活动！”

文化，这指的是高泽尔曼博士、阿尔布雷希特·唐纳和克拉拉·灿德尔，他们仨加起来出版了十二本书，并有过五次失败的婚姻。他们彼此很熟，相互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出过小绯闻，依旧保持了朋友关系。他们经常几年不见面，但彼此并不陌生。他们经历了成功与失败，离过婚，孩子们都接受了坚信礼，电视台的下坡路他们也是一起亲历的。现在唯一还为电视台做事的是阿尔布雷希特·唐纳，所以他知道被他们称作“精神病院”[31]的电视台大墙后面在发生着什么事，现在他讲述起他们共同的朋友汉诺·泽巴赫尔的故事，这位因老是睡眼惺忪，被从新闻部调到讣告部去了。他日复一日得为垂死的社会名流准备好悼词，如果哪一天麦当娜或是施特菲·格拉芙突然死去，那他肯定会措手不及；但教皇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悼词早就准备停当，就连赫尔穆特·科尔、英格·迈泽尔[32][33]和君特·格拉斯的都早就写好了，真遇到哪位仙逝了，他只需要把相应的日期往上一填就大功告成了。难就难在，若是哪位年事已高的社会名流遇到不同寻常的事，例如遭到刺杀、获得诺贝尔奖或是遭遇意外事故，那泽巴赫尔的悼念文章就得全部重写，还得从资料库中选用新的图片。要是不遇上这种事，“他可以说是有备无患，”阿尔布雷希特·唐纳说，“我还向他提议，我的悼词我自己来写。”

“好主意！”高泽尔曼说，“我也这么办。”唐纳回答说：“谁会张罗着给你写悼词呢？”

克拉拉·灿德尔回忆起高泽尔曼的一次灾难性现场直播，最后不得不中途掐断，假装出了“音响故障”，临时换播了别的内容。这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可她一想起来还是忍俊不禁，当时有四位作家应该就《性欲与文学》的题目展开座谈，作为主持人的高泽尔曼却表现得慌张、神经质，对演播室里出现的情况毫无准备，面色越来越苍白，最后只能绝望地在椅子上来回扭动，就好像椅子上长出了刺。当时在场的嘉宾是三男一女。那位女嘉宾是奥地利人，常年生活在意大利，突然拒绝说德语，而高泽尔曼又不会意大利语。一家著名文学杂志的评论家似乎处于毒品的作用下，说话声音小得像蚊子，不时用手捂着嘴，堆砌辞藻，还常加些谁都没听说过的外来语以显示自己。那位瑞士作家是位出了柜的男同性恋者，他抱怨德语文学中缺乏对同性恋的描写。他激动地说着别人本就很难听懂的瑞士德语，再加上难听的夹杂着怪音的言语障碍，这对观众来说不啻是一种折磨。那位身材高大、天庭饱满的德国作家现在生活在法国南部，他仰着头、闭着眼，对高泽尔曼的每一个问题都回复说“对此我不想发表意见”，或“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或“此问题属于我不感兴趣的范畴”。高泽尔曼多次试图组织起一场对话而未果，最后他绝望地向摄影师望去，导演看出座谈无法继续下去了，打出“音响故障”的字幕，随后播放了一个从前对彼得·乌斯蒂诺夫[34]的采访。高泽尔曼为此病了好几天，这次失败的节目也成了电视台的笑料，在同事们之间传来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