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一）（第2/5页）

美国虽然在批评俄罗斯的罪责与缺陷，但却从未给俄罗斯国家和社会提供任何经济激励和精神鼓励。由于一个荒唐的理由，俄罗斯甚至从未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正常权利：国会在1974年因为移民自由问题而拒绝给予苏联贸易“最惠国”地位的立法也适用于俄罗斯（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对俄罗斯旅客和游客的签证限制也收紧了。美国的许多私人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经济和政治咨询机构以及传教士在俄罗斯开展行动，用半殖民主义的方式对待俄罗斯人，向他们宣教并劝说他们改变信仰。1993～1999年，克林顿总统与“他的朋友”鲍里斯·叶利钦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不过，俄罗斯改革家们想为自己抛弃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帝国而获得的回报可远不止这个。对于叶利钦的亲西方取向持批评态度的人声称，俄罗斯从其与西方的关系中一无所获，而且还被当作延长了缓刑期限的罪犯来对待——如果不是更糟的话。随着欧盟与北约的扩大，俄罗斯无法融入“新”欧洲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找到一席之地，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北约邀请曾经属于苏维埃帝国的那些国家加入它的行列，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那些国家，反苏反共的情绪引发了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怨恨。在波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许多人都忘记了，俄罗斯人也曾是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这些国家的许多人都怀疑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只不过是那个老帝国的化身。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有些政治家认为，北约的目的是想保护他们不受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侵害。

当然，俄罗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疏远“新”欧洲及美国，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对此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俄罗斯的政治领导层开始以伟大的俄罗斯而不是已经名誉扫地的民主改革观念为基础来加强社会的团结。起初很微弱的反西方的声音，慢慢成了主流。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新”俄罗斯与北约首次出现了严重的对立。1999年，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北约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结果，轰炸了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而这样做据说是为了防止塞尔维亚军队对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的种族屠杀。然而，俄罗斯人将此举视为对塞尔维亚主权的侵犯，而该国在历史上就是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盟友。俄罗斯政府是把轰炸行动当作“北约侵略”来对待的。在俄罗斯媒体上，亲西方自由派的声音实际上消失了。美国在欧洲发号施令并无视俄罗斯在欧洲事务中的地位及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这让俄罗斯的政治精英觉得受到了侮辱。叶利钦想在解决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争端中发挥作用的种种尝试，只能暴露出俄罗斯的无能到了什么程度。美国人在1989年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的建立“欧洲大家庭”的承诺，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渐渐地，俄罗斯人——不仅是官员，还有广大民众——都倾向于认为，美国和西方不想让俄罗斯在这个世界中拥有一个体面的位置。在叶利钦的继任者弗拉基米尔·普京执政期间，这些趋势一如既往。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袭击之后，普京总统立即主动表示要提供援助，这些援助为打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过，俄罗斯的精英们却认为，美国笑纳了俄罗斯人的帮助，却从未做出相应的回报。布什政府反而恢复了似乎已被冷战的终结埋葬了的“星球大战”导弹防御计划。由新保守主义观念支配的华盛顿还宣布发动圣战，要将民主传遍全球——首先从中东阿拉伯地区这个最困难的地方开始。当美国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时，俄罗斯的对外政策精英们都被激怒了，就连那些先前支持亲西方取向的人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这是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最恶劣表现。当美国开始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中亚推销和支持“民主革命”时，普京政府进行了尖锐的反击。在克里姆林宫的官员和政策分析人士眼里，美国此举表明，西方排挤俄罗斯的游戏进入了新的阶段。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尚未谋求在原苏联周边地区推销民主。相反，它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立场，利用华盛顿对沙特阿拉伯维持了几十年的那种模式，把注意力放在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这些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的威权主义国家身上。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还修建了输油管道。这些管道故意绕开俄罗斯，把原苏联周边地区与西方的商业利益拴在一起。不过，2003～2005年，为了迎合救世主式的政治观念，这一谨慎的模式被放弃了。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让对俄罗斯怀有敌意的领导人上了台。2004年12月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尽管是自发的群众性现象，还是让俄罗斯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陷入僵局。双方都力挺自己的候选人竞选乌克兰总统。俄罗斯对乌克兰选举的粗暴干涉结果适得其反。乌克兰，它从各方面来说都比叶利钦执政时的俄罗斯更为混乱和腐败，接受了西方的支持，成为“民主的灯塔”。

就连美国的一些权威人士也批评布什的对外政策中“关于利用北约推销民主的唠唠叨叨的说教”。这种“唠叨”对普京领导下的克里姆林宫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克里姆林宫的官员是透过新发现的、带有俄罗斯特色的实用政治的镜片看待这个世界的。戈尔巴乔夫的理想主义的救世观念和叶利钦的罗曼蒂克的西方主义的后遗症，让俄罗斯的新领导层明白，好的意图不如权力来得重要。而俄罗斯也不再是20世纪90年代的那个软弱而混乱的国家了。普京，这位前克格勃军官，镇压了车臣的分离主义活动，强化了俄罗斯国家和军队的力量，并使俄罗斯社会变得更加团结。他对“华盛顿共识”置之不理，却信奉“北京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榜样，它表明，一个牢固的威权主义国家，如果采取谨慎的政策，是可以驾驭市场的力量并推动经济的飞速增长的。普京政府特别关注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克里姆林宫试图建立一个中国式的威权主义国家，它不仅要控制大众媒体和大众政治，还有大公司。2003～2004年，普京驱逐或关押了一些与政治掺和到一起并挑战其权威的企业巨头。在普京的批评者当中，有些人是以死亡而告终的。他以及他身边的那些老克格勃，动用国家力量查抄大公司，并创建了一批“国家捍卫者”，也就是国家垄断企业，由普京的助手及其子女管理。出售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的收入也改变了流向，流到了克里姆林宫那里。普京和他那些人小心翼翼，不给在他们看来可能是受西方势力操纵的大众政治以任何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