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一）（第4/5页）

实际上，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是陷入了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朱加什维利（Joseph Dzhugashvili）（斯大林）所制造的麻烦。斯大林的母亲是格鲁吉亚人，父亲是奥塞梯人。他曾经负责苏联大部分加盟“共和国”边界的勘测工作，包括俄罗斯联邦和格鲁吉亚。斯大林高大的塑像如今仍然伫立在格鲁吉亚的哥里市（Gori）。他的同胞维护着他的博物馆，保存了他出生的小屋和他1945年从莫斯科到柏林去同富兰克林·罗斯福及温斯顿·丘吉尔商谈世界前途时所乘的列车车厢。斯大林为格鲁吉亚划定的边界，就像俄罗斯的那些一样，是随意的，是基于分而治之的原则。斯大林主义时期在高加索地区绘制地图的方式就跟西方殖民时期在非洲和亚洲的做法一样。它把大“民族”并在一起，把包括奥塞梯人在内的小一点的族群分开，一半在俄罗斯，另一半则在格鲁吉亚保持“民族自治”。苏联垮台后，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分子想用武力解除奥塞梯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并把他们赶出格鲁吉亚。作为回应，来自北高加索的非正规武装在俄罗斯军队的帮助下，对格鲁吉亚人进行了反击并打败了他们。国内不同民族之间长期的流血冲突过去并未引起世界的注意。然而，2008年，由于冲突是在俄罗斯与北约僵持不下的背景下发生的，事情就不一样了。东欧国家和英国要求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就在本版即将付印的时候，审慎、克制的态度又在西欧和华盛顿占据了上风，可人们并未因此而如释重负，因为，沿俄罗斯与北约断裂带的地震尚未结束。

随着冷战的终结而产生的那种扬扬自得的必胜主义论调，不是进入21世纪的好向导。欧盟和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在东欧表现很好，响应了该地区人民希望被纳入西方自由主义规划的意愿。不过，美国对俄罗斯缺乏远见。在涉及俄罗斯的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制定最终沦为冷战中几次将美国引入歧途的那种救世主式的行为的牺牲品。美国的对俄政策被自己某些盟国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给绑架了。可怕的记忆、不信任、没有安全感，这些往昔的幽灵依然在后苏联时代的世界中游荡。当普京的俄罗斯向美国领导的、在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和理解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发起挑战时，这些恐惧似乎得到了证实。

对苏维埃帝国卷土重来的恐惧在俄罗斯的那些较小的邻国中广泛存在，但是这种恐惧被夸大了。俄罗斯永远不会再成为苏联。它无论从幅员还是人口来说，都要小很多。它的军队预算只是美国的一小部分。不错，俄罗斯现在的确已经从半无政府状态变成了威权主义的中央集权，并在“秩序”的口号下成为一个堂而皇之的社团主义和官僚主义国家。然而俄罗斯国家和社会避开了那些最可怕的隐患。它没有陷入装备有核武器的无政府状态，没有退化为刻毒的民族主义，而是用和平手段——除了在车臣之外——巩固自己的主权。这个国家成了常常与中国、印度和巴西相提并论的蓬勃发展的“新兴市场”。从1999年至2006年，俄罗斯股票交易的价值从740亿美元上升到1万亿美元。与冷战时截然不同，俄罗斯现在并不想与西方分开，而且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也会给它造成很大的损失。它想成为“新”欧洲的伙伴并准备利用强硬的谈判争取更好的条件。在文化上，俄罗斯在对欧洲的认同与民族自豪感之间左右为难。从长远来看，前一个因素更为重要。俄罗斯社会，尤其是在城市和莫斯科、圣彼得堡这样的见过大场面的大都市，商业和旅行使其与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多。俄罗斯领导人、精英及社会中的许多人都把俄罗斯视为一个伟大的欧洲强国。俄罗斯加入了欧洲教育的博洛尼亚体系。俄罗斯国有公司在设法购买欧洲的经济资产。就连克里姆林宫也利用其社团主义的国家机制想让全球的经济游戏变得对自己更加有利，而不是为了挖西方的墙角。

尽管俄罗斯常常虚张声势，可它依然是个发展中国家，有大堆的尚未解决的问题。腐败猖獗、交通和基础设施不完善、历史上一贯漠视法律、对环境的骇人听闻的态度等，这些都要由俄罗斯国家与社会去处理。俄罗斯国家和政策是靠领导人的心血来潮和精心盘算引导的。在没有任何监督和制衡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俄罗斯领导层将来有可能做出灾难性的政策选择从而导致停滞。俄罗斯的经济力量依赖于能源的高价格，而这个基础是不牢靠的。巨大的石油收入已经造成了“荷兰病”——被高估的卢布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压力，扼杀了俄罗斯工业部门及农业的竞争力。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与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以及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后苏联时代的国家相比，俄罗斯的复苏并不是那么出色。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奇迹也令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相形见绌。

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来说，俄罗斯设法恢复了它在欧亚大陆的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但它的成功是由于有利的全球形势，而不是它自身的努力或深入的改革。除了中国和印度的新的能源需求给俄罗斯带来的新的机遇之外，俄罗斯靠的是美国的错误政策。公正地说，无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布什政府在这方面都处理得不好，两者都是受救世主式的意识形态和情绪化的政治主张而不是战略智慧驱使的。越来越多的分析家都开始把美国霸权的衰落和由复兴的中国等地区性大国领头的、多极的“后美国世界”的崛起作为写作的主题。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对于这些预测是很当真的，因为它们让俄罗斯有理由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们设法让俄罗斯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相信，要想从全球化蛋糕中分到最好的一块，只有靠强硬和坚定。这在短期内可以提升俄罗斯的士气，但也让它缺乏长远的考虑和可靠的盟友。事实上，俄罗斯在与格鲁吉亚的冲突中使用“人道主义干预”这种西方式的语言，表明了克里姆林宫即使自己想，也不可能提出新的帝国主义范式。尽管俄罗斯摆出一副自负的样子，但如果它在高加索地区、中亚或乌克兰问题上与美国和西方发生冲突，那要冒很大的风险。对于俄罗斯的现代化和安全来说，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依然是必不可少的。鉴于这些理由，人们可以希望，俄罗斯接下来的政治精英会彻底改变那种反美倾向并引领俄罗斯融人民主的欧洲。

“新”俄罗斯的崛起不可能使得俄罗斯与西方陷入新的“冷战”。不过，它有可能由于一些偶然因素而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从而出现1914年“八月枪声”那样的局面——当时，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种族仇恨、大国与小邻国之间的恩怨以及宗主国的自尊心在国际上引发了爆炸性的化学反应。美国领导层要三思而后行，不要被摆出一副亲西方“民主派”姿态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所左右。审慎、耐心而有远见的美国领导层要确保俄罗斯的崛起及其重又陷入“现实主义”模式不会威胁到欧洲的和平与稳定。美国的军事“防御系统”和基地、北约的急剧扩大以及有关民主的肤浅说教，对于解决俄罗斯问题来说是不够的，或者说不是明智的策略。并不是俄罗斯的每一项“特殊利益”要求都该受到“帝国主义”的强烈指责。对俄罗斯作为地区性大国的崛起加以管控、纾解东欧的恐惧情绪以及克服俄罗斯与“新”欧洲之间的历史偏见，在这些目标之间，美国领导层应寻求审慎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