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唐朝『科学僧人』一行（第3/4页）

一行的特点在于，在他的青年时代，他曾经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学说，而在他的中年时代，他又系统地接受了佛教思想的熏陶和佛教中关于宇宙与天文学说的理念。两种不同流派的学说在他的观念中交融，终于形成了他独特的天文观念。我们总把取长补短看得很容易，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往往是可以夺天地之造化的智者。这漫漫的10多年时间里，一行的脚步走过了万水千山，放弃了优厚的官职和权力人士的拉拢，甘愿忍受贫苦和困顿的生活，在寂寞的旅途中孜孜不倦地探求着佛教和科学的真谛，这就是一行这段时间生活的主题。如果放到今天，一个富家子弟宁愿选择艰苦的苦行僧生活，在艰难的漂流中研究学问，这一定会被看做天方夜谭一样的童话，或许也会被各个网站和新闻媒体大炒特炒。但是在1000年前，一行正虔诚地走着这一步，从一个少年成名的学者到寂寞的行脚僧，他付出了难以想象的牺牲与沉重的代价。告别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和繁华的城市，独自走在荒凉的乡间与清冷的山水中，我无数次地遥想着这位高僧跋涉的身影，青灯古佛下，他默默地朗读着经文，晨钟暮鼓中，他平静地翻阅着典籍。万水千山中，他的脚步艰难地跋涉着，敲着农家的门，化一碗简单的斋饭。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曾经写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或许正是这位智者的写照吧。

如果我们就此把一行看做一位科学理论家，那么我们就不够全面了。一行有着丰富的科学理论造诣，他甚至把佛教思想也引入到了天文的研究中去。但是同时，他更是一位卓越的实干家。在他之前，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位科学家可以做到如他一样如此重视天文的实际观测工作。他对天文观测数据的详细记录到了让人惊叹的地步。即使是游学的多年里，他也写下了厚厚的天文观测笔记，甚至每一个数据都精细无比。其中一个创造性的成就，就是他通过长期的天文观测发现了恒星移动的现象，并进一步发现和认识了日月星辰的运动规律，这一发现废弃了沿用长达800多年的28星宿距离数据，描绘出了更为完备的恒星表。而且更为精彩的是，他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月亮到地球的距离比太阳近的观点。在那个对于宇宙认识还一片模糊的时代里，这个发现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四

僧人是一行的职业，佛教是一行的追求，但是历史注定他的生命不会沿着这种寂寞的轨迹走下去。事实上在武则天去世后，唐朝政府就曾不止一次地征召过一行。公元710年，唐睿宗派遣湖北留守韦安石聘请一行入宫，无意于仕途的一行再次拒绝了这一邀请，并跑到了湖北当阳去学习毗尼。之后的许多次征召也都被一行拒绝。公元721年，唐玄宗李隆基派族叔李洽亲自接一行入京，这是当时一种莫大的荣誉，一行终于不再拒绝，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长安。而他之所以改变主意，并非因为唐王朝这种盛大的礼仪，而是因为唐王朝交给他的一项伟大的任务——修订历法。

说到历法，不得不说说从南北朝开始中国历法的发展情况。南北朝以前的中国天文理论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错误：即太阳自今年冬至点环行天空一周到明年冬至点永远吻合。天周（即地球绕太阳真正公转一周的周期）和岁周（回归年，即太阳正射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再回到冬至点的周期）不分。东晋的虞喜测出了太阳从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冬至点有一些差距，太阳并不能回到它前一年的起点。这个差距，天文学上叫做岁差，而在南朝“元嘉历”制定的时候，凉州的学者已经提出了“闰年”的概念，认为600年中有221个闰年的比较精确的意见。但是作为修订者的何承天却并没有采纳这一成果。在当时的南朝，国家通用的历法依然是何承天所用的《元嘉历》，祖冲之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写出了《大明历》。在《大明历》中，祖冲之区分了回归年和恒星年，首次把岁差引进历法，测得岁差为45年11月差一度（今测约为70.7年差一度），定一个回归年为365.24281481日（今测为365.24219878日）。直到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杨忠辅制统天历以前，它一直是最精确的数据。它采用391年置144闰的新闰周，比以往历法采用的19年置7闰的闰周更加精密，定交点月日数为27.21223日（今测为27.21222日）交点月日数的精确测得使得准确的日月食预报成为可能。祖冲之曾用大明历推算了从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到大明三年（公元459年），23年间发生的4次月食时间，结果与实际完全符合；得出木星每84年超辰一次的结论，即定木星公转周期为11.858年（今测为11.862年）；给出了更精确的五星会合周期，其中水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也接近现代的数值。提出了用圭表测量正午太阳影长以定冬至时刻的方法。

开元时代，唐朝所用的历法为李淳风所编的《麒得历》，但是几次预报日食和月食的不准让唐王朝大为光火。事实上，《麒得历》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法之一，但是中国古代的历法，在唐朝以前有一个重大的弊病，即虽注重观测的结果，但历法的修订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计算的数据。这就使得历法的准确性存在着很大的限制。一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回到了长安，而他所接受的也是这样一项艰苦的任务。一行要做的准备工作很多，正如他对唐玄宗所说的那样：“今欲创历立元，须知黄道进退，请太史令测候星度。”他提出了以实际观测的数据为准作为制定历法的依据，这一主张虽然在他之前的年代里也曾经实现过，但是局限于设备的简陋和环境的限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落实，而这一次则不同，这不仅仅是一行人生中一件重要的大事，更是历史上的首次以国家的名义修订历法。一行拥有了比他前辈们更好的条件，而他几十年游学生涯中所积累的丰富知识，从这一刻起也发挥出了重要作用。这部历法的修订，几乎穷尽了一行一生中最后几年的时光，辛苦的游学和艰难地求索，也许正是为了这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所有的人生都必将贡献给这伟大的事业。

而在修订历法的过程中，一行对于一系列天文观测仪器的制作与改良，不仅对于新历法的修订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更对于后世的天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代表意义的当属铜浑天仪和黄道游仪。铜浑天仪的原理是用水冲动机械让其以一日一周的速度自转，上面设有两个机械的木人，每刻自然击鼓，每晨自然击钟。这种仪器比西方自鸣钟的出现早了600多年，堪称世界首创，而这种浑天仪演化星云变换的方式也比张衡的浑天仪更加精巧细密。一行以这种新制的仪器观测日月星辰的变动，发现其数据与汉代相比有着较大的出入，他利用这些全新的数据，作为修订历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