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2/6页)

王老西捅了捅爸爸的胳膊说:“哥们儿不赖啊,多亏有你。”王老西大笑着上车而去,爸爸在原地愣了好久。

晚上,爸爸先来到爷爷家。爷爷家骑车过去要一个小时。爸爸忽然想去,因为无论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他都想听听爷爷的意见。

爷爷奶奶只有五十出头,都还没有退休。爷爷在人民银行,奶奶在居委会办的一家集体工厂做砂轮。爸爸幼时一直跟着爷爷奶奶,但自从初中头脑发热,和家里关系就开始紧张了,十六岁下乡之后更很少回家了,回城之后直接住到厂里,几周才回一次,每次带着妈妈千里迢迢倒两趟公车,麻烦得紧,去的也就少了。爷爷原本个性持重,在文革中被批斗得厉害,更养成了寡言的习惯,凡事沉在心里,很少与人言。爸爸这些年和爷爷有些疏远,相见有些尴尬。但这个世界上,爸爸最在意的,或许唯一在意的,也就是爷爷的心思。

爷爷奶奶在家,见到爸爸,颇感惊讶。奶奶迎出来,微驼的背上裹着一块大围巾,见到爸爸就拉住他双手。爷爷也从里屋出来,手上拿着当天的报纸,讶异地问:“怎么今儿回来?明天不上班吗?”

爸爸打着哈哈说:“晚上走,吃完饭就走。”

爸爸跟着奶奶进了厨房。奶奶的喜悦溢于言表,但性子还是一如既往的慢,不多说,也不多问,只在和爸爸一起洗白菜的时候问爸爸的身体,又问问妈妈。晚饭多加了一个豆角炒肉丝,又临时揉了点面,蒸了两个肉龙。都是临时之举,爸爸知道这全是给自己的。

爸爸观察了一下,如果自己不来,爷爷奶奶就只熬了一个白菜面筋,配馒头和一锅清汤寡水的面片汤,加了个鸡蛋,却连一点肉星都没有。爸爸忧心,问奶奶怎么不吃得好一点,是不是缺钱花,奶奶连说钱没问题,只是爷爷的胃病越来越常犯,实在是沾不得油腥。爸爸一惊,忙问爷爷的病已经这么严重了吗,有没有看医生,有没有吃药。奶奶说医生倒也看了不少,都说只能养,很难根治。爷爷这也是老毛病,小时候穷,年轻时遇上战乱,到了中年送去农场劳教,在批斗中动辄被饿上两天,或者被喂下去坏掉的残羹冷炙,胃被拳打脚踢,经不住折腾,再加上年纪大了,终是一天天坏掉。现在除了暖汤、稀粥和煮得很软的面片,几乎吃不了其他东西。爸爸心里越发沉了,他不知道爷爷的胃病变得这么严重。

晚饭的时候,爸爸注意着爷爷,吃得很小心,生怕自己碗里香气十足的肉龙勾起爷爷的食欲,让爷爷的禁欲显得更痛苦,食不甘味。然而爷爷面色如常,眼鼻观心,吃得舒适坦然,不但不注意爸爸碗里的食物,而且即使有时看到了,也没有任何反应。不像是刚被医生禁食,倒像是从没吃过。爸爸起初以为爷爷是克制,后来才发觉,爷爷是真的没有一点吃的欲望,看都不想看。爸爸由是心生敬意。他意识到爷爷内心的平静和意志力,不是强制,而是心里的无欲。

后来的二十几年间,爸爸不在爷爷身旁,他没有见到爷爷将这样的清淡饮食保持到晚年。爷爷几十年对美食一眼都不看,虾蟹绝缘,鱼不碰,从未破例,即便是过年餐桌上摆在眼前,也不会动筷子,冷食一口不沾,辣不吃,肉也吃得极少。每每当别人问爷爷要不要尝一点,比如寿司,比如披萨,比如烧烤,爷爷都笑笑扬起筷子,拿一个馒头,自己拨一点炒得软烂的蔬菜,吃得平静如常。这是一种我极为熟悉的固执,任凭世界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的固执。

“到底什么事?”爷爷边吃边问。他见爸爸风风火火过来,却不说话,心下狐疑。

“爸,您最近工作还好吧?”爸爸却想先聊聊家里的事。

“还好。”爷爷点点头。

“还在原来的处里吗?”

“不是了。给我分到工商银行了。 ”

“什么银行?”

“工商银行。今年人民银行拆分,我们归工商银行了。 ”

“哦,”爸爸这才想起来,好像听说过这件事,“那您不在原来那儿上班了?”

“还在那儿,就换了块牌子。”爷爷放下了筷子,问:“到底什么事?秋丽有事?”

“不是,不是,”爸爸忙说:“秋丽没事。”

爸爸于是言简意赅、挑挑拣拣地把王老西和于欣荣的计划说了,问爷爷这样做是不是合规矩。他没说他们是偷偷拿到的外汇指标,只说外汇局有这些外汇留成,主动想去做生意。爷爷沉吟了片刻,说外汇的事情他们不管,但凭直觉看,这事情有风险,最好谨慎。

爸爸想了想问:“那如果出问题,最大的危险在哪儿呢?”

“黑市吧,”爷爷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东西都有黑市,就连国债,听说都有很多人一边收,一边倒卖。厂里的东西也是,外汇也是。以后不知道国家怎么处理黑市,要是处理,得打击好多人,不处理,早晚出大问题。”

爸爸沉吟了一会儿,拿不定主意。他在几年之后才明白爷爷说的大问题是什么意思。在这个晚上,他没想那么远,只是估摸这种风险遭遇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以及风险可能带来的后果。他决定看看情况再说。

爷爷也陷入了沉思。这些天他们在处理工商银行的建立,将人民银行的存贷款陆陆续续转过来,新贷款多得批不过来,他心下有些不安。骗子越来越多了,骗钱骗贷,有的就是以厂子的名义贷款,却去黑市上倒卖东西。

爷爷常常回忆起文革之前的那些日子,规矩、僵化、缺少自由度,却也缺少欺诈的日子。爷爷早年在银行的工作是资金拨付,国营企业日常有大笔资金由爷爷他们负责拨付。棉纺厂、轴承厂、电视厂,将资金送过去,任务派下去,过段时间将厂子的棉布、轴承和电视收上来。爷爷他们要做的就是将这拨付与回收算清楚,并随时去厂里检查工作。下去检查工作的时候,他们是领导,厂长书记都得郑重迎接他们,他们也态度严肃,账目看得一丝不苟。早年没有运钞车,银行职员用三轮车驮着纸箱装满的纸币,穿过城市,运到城郊的工厂。钞票很沉,三轮车驮着蹬起来很费力,大腿蹬下去的时候能感到酸涩的张力。纸箱子只做了简单的封装,没有武装押运,但那么多年谁也没动过手脚,也没有遇到过劫匪。很多年后爷爷仍然能回忆起街上的光明坦荡和噤若寒蝉。那时候,若谁敢打钱的主意,当场就要被抓起来毙了。因为噤若寒蝉,所以光明坦荡。

爷爷的世界也算是经历变迁。小时候爷爷住在晋中山上的小村子,极穷,地都在坡上,从山脚到山腰,村子依山而建,细长不成样,隔几十米有一座低矮的土房,守着斜坡上几分梯田,山上的房子住的人若想下山,只能顺坡滑下。那地方自古荒芜,没什么改变的希望,几十年如一日的绝望,地形扼杀辛劳。再加上打仗,日本人和土匪来一遭就更荒芜一遭。总归是没办法了,孩子大了不得不送出去外面讨生活,走西口也好,当兵也好,任其自生自灭。所幸,爷爷有一个表舅舅在太原市工作,做生意,认识些银行里的人,爷爷十五岁就被送去做了学徒。爷爷走进国统银行,第一次穿衬衫,小心翼翼,养成了观察周围人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