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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亚想了想，决定暂时放下更敏感的问题，问起了忍的学习情况。

“我上个月刚答辩了博士论文。”忍说。

“恭喜。人们都说法学院艰苦，但我很清楚读博士比法学院艰苦得多。”朱丽亚犹豫了一下，“你一九九三年就来美国了。这样算起来，似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了九年博士。”

如果是鲁斯坦，肯定不会问这种问题。鲁斯坦通常不喜欢在初步调查阶段问让人尴尬的问题，除非是在警察局里的讯问。原因很简单，对方如果没有很大可能成为被告，否则警察没有权力和手段讯问可能的证人。而不讨人喜欢的问题很可能堵住通往关键证据的证人之口。但是，看着坐在面前神色冷淡的忍，朱丽亚觉得问这个问题不是坏主意。

然而，让朱丽亚失望的是，忍的表情没有任何改变，快速回答道：“是的。”

“已经找好工作了吗？经济正在复苏。”

“是的。”

“还会在巴尔的摩吗？”

“不，我明年会搬到微软研究院附近。”

朱丽亚点点头，看了一下表，站起来说：“谢谢你的合作，很抱歉在你生病的时候还打扰那么久，希望你的病情尽快好转。我们还在继续调查，可能还需要你的协助。”

走到门口的时候，朱丽亚注意到毛米跟在忍后面，笑着说道：“你把客厅布置得很不错。”她看见毛米的眼神里的困惑，于是用中文重新说了一遍。

毛米立刻笑起来，用中文说：“是凡和飘飘他们布置的。我过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朱丽亚点点头，转身开门出去。如果还有机会谈话，必须把两个人分开进行。毛米看上去是个最可靠的证人。也正因为如此，朱丽亚有理由从每一个角度质问她、怀疑她，直到她说出真话。否则，陪审团会把这个女孩子嘴里说出的任何话都作为真理。

打开车门以后，朱丽亚把一直端在手里的纸杯放在车里的咖啡座上，从副驾驶座上的抽屉里拿出一只塑料袋，小心地把纸杯放进去。

虽说鲁斯坦会反对，虽然未经允许拿走李忍的纸杯是可笑的，虽然即使能证明忍的DNA和避孕套上的DNA一致，纸杯也不能作为庭上证据。但她需要了解案情的真相，需要了解谁是凶手。

必须打赢这个案子，这比一切都重要。其他一切都会被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