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十点钟休息时，莫沙伊·亚沙尔，一个瘦高、忧伤、戴一副眼镜的十六岁男孩去见他的老师大卫·达甘，请求老师批准，放学完成作业后去探望父亲。他计划和在奥尔耶胡达的亲属一起待一个晚上，第二天四点半起床，赶头班大巴回到基布兹，不耽误上课。

大卫·达甘拍拍孩子的肩膀，温和地说：

“去看亲戚让你和我们疏远了。你基本上已经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了。”

莫沙伊说：

“他是我父亲。”

大卫·达甘思忖片刻，点了两下头，好像同意自己的说法，问：

“告诉我，你学会游泳了吗？”

男孩盯着自己的凉鞋，说会游一点。他的老师说：“别把头发剪这么短。脑袋上顶着这些头发楂子让你看上去像个难民。你该像其他男孩子那样理个像样的发型。”

他稍加犹豫，善意地加了一句：

“好。去吧。明天第一节课之前一定回来。你在那里要记住：你现在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了。”

莫沙伊·亚沙尔是我们基布兹的寄宿生。一位福利工作者把他带到了我们这里：他七岁丧母，父亲病倒后，吉瓦特乌勒加的叔叔萨米收养了几个孩子。几年后，他的叔叔也病倒了，福利事务所决定把几个孩子分别送往不同的基布兹生活与读书。莫沙伊开学时来到耶克哈特基布兹，他身穿一件朴素的、没有衣兜的白汗衫，扣子一直扣到脖颈，戴了顶黑色的贝雷帽。他很快便学会了像我们一样光脚走路，像我们一样穿短裤、背心。我们让他参加艺术俱乐部和时事讨论组。他身材细高，行动灵活，也在篮球场大显身手。但是他总是像个外人：当我们夜晚突袭食品储藏室搜寻宝物搞个豪华的午夜派对时，他从来不去。放学后，我们都去劳动，而后去父母家里度过整个晚上，莫沙伊则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做作业，不然就是去俱乐部，眼镜滑到了鼻子下面，把所有报纸从头至尾读个遍。当我们夜晚躺在草坪上，在星光下唱起怀旧的歌曲时，只有他不把头枕在女孩子的大腿上。开始时，我们称他为“天外来客”，取笑他的腼腆，但几个星期以后，我们不再嘲笑他的见外，那见外中带有宁静与克制。如果有人得罪了他，莫沙伊·亚沙尔会直视冒犯者的眼睛。有时他会用一种冷静的声音说：“你伤害我了。”但是他对工作任劳任怨，时刻准备着去干各种活计：扛东西，搬东西，把东西挂起来。即使那些伤害过他的人有所求，他也愿意提供帮助。几个月后，“天外来客”的绰号消失了，女孩子们开始叫他莫什克。对待女孩子，他有副独特的绅士做派，与我们粗暴的取笑形成强烈的反差。莫沙伊和女孩子说话的样子，让她们感觉身为女孩就有某种奇妙之处。

学校每天早晨七点上课，一点钟放学，我们在学校餐厅吃午饭，而后换上工作服。每天两点到四点，我们在基布兹的各个部门劳动。莫沙伊在养鸡场干活，与我们许多人不同的是，他从不要求调换工种。他很快便学会把饲料撒在槽里，从架子上的母鸡铁丝笼里捡鸡蛋，把鸡蛋装在纸盒里，把恒温器放进孵化室，喂小鸡，他甚至给母鸡注射疫苗。养鸡场的老工友施雷加·谢特肖帕特和茜斯卡·霍尼格非常喜欢他。他动作敏捷，工作努力，安静，仔细，周到，从来没有打碎过鸡蛋，或者忘记把干净的锯末撒在饲养小鸡仔儿的孵化室，从来不迟到，没请过一天病假，也没因为任何理由旷工。

大卫·达甘对另一位老师丽芙卡·里克瓦说：

“是啊，我允许他在今天下班至明天第一节课之间去看望他的父亲，尽管我并不特别愿意他外出。”

丽芙卡说：“我们得劝说他与他们断绝往来。他们在拖他的后腿。”

大卫说：

“我们来到这个国家后，就把父母抛在脑后了。一下子把他们从我们的生活中去除，就是这样。”

丽芙卡说：“那男孩品质优秀：安静、勤奋，容易和人相处。”

大卫说：“总之，我对塞法尔迪犹太人的看法非常乐观。我们得对他们多投入，但是投入应该得到回报。再过一两代人，他们会和我们一样。”

大卫·达甘答应给他假后，莫沙伊急忙回到他和塔米尔、德罗尔合住的房间。十分钟课间休息即将结束时，他已经整理好一个小包，里面装着内衣、袜子、一件备用的衬衣、牙刷和牙膏、一本加缪的《鼠疫》，以及他那顶破旧的黑贝雷帽，他一直把贝雷帽藏在衣橱左边的格子里、塔米尔的格子下边一堆衣服底下。

课间休息后，他们上了历史课。老师大卫·达甘讲了法国大革命，细说了卡尔·马克思的观点：那是一场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以消灭阶级社会为目标的历史革命的前兆和初级阶段。吉戴恩、莉拉赫和卡米拉举起了手问问题，大卫·达甘给予了坚定而详尽的回答。“给我一分钟，”他说，“我们可以把事情理顺。”

莫沙伊擦干净眼镜，有闻必录——他是一个认真的学生——却克制自己不问问题。几个星期前，他在学校图书馆看了几章《资本论》，他不喜欢卡尔·马克思：他觉得几乎每个句子后面都出现一个惊叹号，这些惊叹号震慑了他。在莫沙伊看来，马克思主张经济、社会和历史律法与自然法则同样清晰、不可改变。仅是自然法则不可改变这一点，也让莫沙伊疑虑重重。

当莉拉赫说要进步就会有牺牲时，大卫·达甘表示同意，补充说历史绝非花园里的招待会。流血令莫沙伊反感，花园招待会对他也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他没有参加过一场花园招待会，但他也从不愿意参加。同学们回家和父母团聚时，他把空闲时间全部用来坐在空荡荡的图书馆读书。他读的书中，有一本译作《我们孤独地死去》，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在冰天雪地的北方逃生与幸存，作者是大卫·霍华德。读书引导他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多数人需要更多的温情。这些想法在上法国大革命课时充斥在他的脑际。上完历史课后，还有三角学和农业。这些课都上完后，我们就冲出教室，直奔房间，穿上工作服，急不可耐地跑到饭厅吃午饭。

午餐有菠菜馅饼、土豆泥、酸黄瓜和熟胡萝卜。我们饿了，因此狼吞虎咽地吞下面包，索要更多的土豆泥。每个桌子上都有一大瓶冷水，因为天热，我们每个人都要喝上两三杯。苍蝇在我们的脑袋周围嗡嗡作响，巨大的、布满灰尘的电风扇在上方打转儿。甜点是煮熟的水果。吃完饭后，我们收拾起餐具，放在通往洗涤间的窗口，而后去干活：塔米尔去车库，德罗尔去饲料厂，卡米拉去育婴室，莉拉赫去洗衣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