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玛丽亚（第2/57页）

在桌面上，在从铁路女贼那里贱买来的大红花桌布上，在酒杯、图书和咬了几口的夹肉面包中间，晃着阿波罗尼乌斯赤裸而肮脏的两只脚。阿波罗尼乌斯先在椅子上摇晃，又回到了木制的为了防臭虫而涂抹石灰的沙发上；而现在，在这个沙发上，几个喝得半醉的人躺着，像被放在沙土上的鱼似的呼呼喘气。阿波罗尼乌斯大声说：

“基督是优秀的战士吗？不是，更是逃兵。至少第一批基督徒从军队里逃跑了。他们不愿意反抗邪恶。”

“我反抗邪恶。”彼得懒洋洋地说，他躺在两个衣衫不整的姑娘中间，一只手拨弄着她们的发卷，“把脚从桌子上拿走，去洗洗。”

“洗脚去，波莱克。”墙根的一个姑娘说。她大腿丰满、肥硕，大红嘴唇肥厚。

“好吧！遵命。你们听着，那是汪达尔人的部落，胆小如鼠的，”阿波罗尼乌斯拉着长音说，用脚后跟把盘子堆在一起，“到处挨打，从丹麦还是匈牙利被赶到西班牙。汪达尔人在那儿上了船，到了非洲，又步行到了迦太基。那儿的主教是圣奥古斯丁，莫妮卡修道院的那个。”

“于是这个圣徒骑着驴去传教，让汪达尔人皈依了基督教。”炉子旁边的一个抽烟斗的年轻人说。他鼓起滚圆的玫瑰色的面颊，面颊涂了金粉，像熟透了的桃儿一样，眼睛下面有大块的瘀血。一位男钢琴师和一位女钢琴师长期同居，这女人脸上有好看的酒窝，目光犀利而热情。夏天，我们给他施洗（因为他还未受洗），有点着的蜡烛、花束和洗手盆、圣水；勤快的神父为他洗头。洗礼后不久，在格鲁耶茨卡大街行人最多的地段，我们躲过了街道抓捕行动。我们没有马上为他们举办婚礼，一直拖延到冬末。他们的双亲都拒绝祝福，认为这不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事。实际上，双亲还是让步了，借给乐师们房间住宿和练习用的钢琴，以及用来造私酒的厨房，但是他们不愿意邀请朋友们，所以朋友们只好自己举办了小型的欢庆仪式。新娘身穿狭小的蓝色礼服，坐在椅子里，挺直身子，纹丝不动，好像身上绑了一根棍子。新郎不清醒，疲倦，醉醺醺的。

“你们这儿仁慈，十分仁慈，你知道吗？”一个犹太小女孩从犹太人隔离区逃了出来，这一夜没有地方去，小女孩依偎在读书的玛丽亚身旁，一只手搂着玛丽亚，“这多奇怪啊，很长时间我没有触摸过牙刷、夹肉面包、茶杯和书本了。您知道，这感觉很难说出来。但是有一个感觉很清楚，我得走。我怕极了！”

玛丽亚没有说话，抚摸着她用波纹形发亮的假发装饰的头部。

“您原来是歌星吧？所以您什么也不缺。”她穿了一件黄色菊花图案的上衣，领口很低。领口下面露出衬衣那奶白色的花边，惹人瞩目。胸前佩戴着一根细长的金属项链，末端有一个小小的金十字架。

“缺什么？不，不缺。”她回应，两只泪水涔涔的大眼睛露出惊奇的目光，她的大腿健壮结实，适合生育，“您知道，对待女艺术家，连德国人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她突然中断，思考起来，呆滞地望着书本。“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蒙田。”她染成紫色的指甲碰了碰书脊，这些书都是她从卖书手推车上买来的，而卖书手推车上的书都是从稀有的旧书店里偷来的。

“唉，您要是看见我在隔离区大墙后面看到的情况，就知道了。”

“奥古斯丁写了六十三本书！汪达尔人围攻迦太基的时候，他正在校订著作，就在那儿死去了！”阿波罗尼乌斯着魔似的说，“汪达尔人什么也没有留下，而直到今天，大家还在读奥古斯丁的著作。所以说，战争将会过去，而诗歌天长地久，和诗歌在一起的，还有我的蔓叶花样。”

天花板垂下的绳子上挂着诗歌集的封面，封面上是浓重的印刷颜料。光线穿过包装纸张黑色和红色的纸面，又搅混在卡片堆里，像进入树林深处似的。封面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像干枯的树叶。

犹太小女孩走近留声机，换了一张唱片。

“我想，雅利安人那里也会有隔离区的。”她说，从侧面瞧着玛丽亚，“只不过是没有出口。”这时彼得请她一起跳舞。

“她害怕呢。”玛丽亚轻声说，“她一家人都在隔离区大墙里面呢。”

留声机唱针卡在唱片上，反复发出单调的一小段音乐。托马什站在门口，脸色绯红。他的妻子扯了扯微微凸起的腹部上的衣衫。

“还有骏马鼻孔没有吹散的几朵沉重的乌云。”他朗诵道，用手指了指窗外、大门，又动情地呼叫，“骏马，骏马！”

在门外上方淡淡的金色光环中，平整而白净得令人目眩的积雪，像漂白的桌布上的盘子一样；远处，阴影中的白雪变成灰色、青色，似乎反映着天空，而在大门附近路灯与白雪相互辉映。像板车一样，马拉大车满载干草，伫立在黑暗中，静止不动，像一座山似的。红色挂灯在车轮上方摇曳，在雪地上留下摇动的阴影，照亮了马腿和马蹄铁，那匹马显得比平时更高大、健壮。骏马身上冒出团团热气，好像它是用皮肤呼吸的。马低着头，它疲累了。

车夫站在货车旁边，耐心等待着，直用手拍着胸膛。我和托马什拉上门，他才慢悠悠地拿起鞭子，抖动缰绳，拉了一下。马抬起头，全身向两侧抖动，可是车还是不动。前轮陷在沟里了。

“后退。”我说，显出内行的口气，“我把板子放到沟里去。”

“看你的了！”车夫呼叫，往下压车辕。一个披着蓝色斗篷的宪兵，正在看守着旁边的一座建筑物，那是原来的城市中学，现在成了监狱，挤满准备派往普鲁士工作的“志愿者”；这个宪兵配有钉掌的靴子沉重地踏着人行道上的石块，从有灯的那一面走过来。他胸前有挂在皮带上的探照灯。他打开灯，为我们照明，挺和气的。

“货装得太多了。”他说的是实话。从他钢盔的帽檐下面，从深深的黑影中，他的眼睛在一条光柱上面闪闪发亮，像狼的两只眼睛。每天早晨，换班后，他到办公室打电话，一成不变地报告说，一夜平安无事。

马喘了一口气，向后退缩，全身向后，车微微动了一下。而后马向前拉。车身从下到上装满了皮箱、包裹、床垫被褥、家具和叮当响的铝制餐具，摇摇晃晃地轧着木板进了院子。宪兵关了探照灯，整理一下皮带，缓步离开，回到学校那边去了。他照常走过学校，走到帕洛丁教派神父的小教堂（一九三九年九月被部分烧毁，又细致修复，用了整整一个季度，使用我们公司提供的建筑材料），在烂泥墙下面拐弯；那墙壁属于失业工人收容所，这个收容所设在铁路旁边的旧工厂厂房。这是一个活动的转运站，货物成批地或者单件地运到这儿来，有毯子、布料、御寒衣服、袜子、茶具、窗帘、桌布、毛巾，以及从开往前线的货车上偷来的一切一切的东西；还有从卫生护理列车服务员那里买来的东西，这些人从前线回来，满载而归，带回手表、食品、伤员、衬衣、机器零件、家具和粮食；他们经常在车站逗留，就像在港口码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