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者与写作（第4/9页）

在最初的自我意识建立之后，便会迎来迫切的、打算抛弃掉此种新发现的、形单影只感觉的需要，相比虚弱、孤独的自己，更需要去从属于某些更大、更具有力量的东西。精神上的隔离，对于我们而言，是无法忍受的。

《婚礼的成员》[106]中那位可爱的十二岁小女孩弗兰淇·亚当斯将这种广泛的需要表达得颇为清晰：“我的问题在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只是独来独往。所有的人都归属于一个‘我们’，除了我以外。不归属于一个‘我们’，会使你感到太过孤单。”

爱，是联结“我”与“我们”之间的桥梁，不过，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相爱，却存在着一个悖论。去爱另一个独立的人，开启了个人同世界之间的一种崭新关系。爱人们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对周遭世界做出反应，甚至可能会去写诗。爱是一种确信，它刺激“肯定”一面的反应，以及更全面广阔的交流。爱驱逐恐惧，并且在“同在一起”的安全感呵护之下，我们找到了心安和勇气。我们不再害怕那由来已久的恼人问题——“我是谁？”“我为何存在？”“我将去向何方？”——在已驱逐了恐惧之后，我们会变得坦诚而宽容。

恐惧是邪恶的原始源头，当问题“我是谁？”反复重现却得不到回答时，恐惧与挫折感便会投影出一项负面属性。恐惧的灵魂仅仅能够回答：“既然我并不知道‘我是谁’，我便只知道我不是什么了。”这个来自情感上的不确定推断是势利、偏狭和仇外的。仇外的个体只懂得拒绝和毁灭，一个仇外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发动战争。

美国人的孤独，并不存在仇外的基因。就一个国家而言，我们的人民颇为外放，总是向往快速直接的接触，寻求更为深入的体验。然而我们却倾向于从中找到诸如独立性和孤独之类的东西。欧洲人在家庭纽带和死硬的阶级愚忠之中获得安全感，他们几乎完全不懂得那种精神上的孤独感，而这在我们美国人来说乃是自然而然。欧洲的艺术家们倾向于去组成团体或者美学上的学派，而美国的艺术家则始终都是特立独行——不仅在一切关于创新精神的社会部分，在艺术家自己创作的轨道上也同样如此。

梭罗遁入山林，去找寻他人生的终极意义。他的信条是返璞归真，于是在生活方式上便刻意剥离掉物质需求，达到了斯巴达人的程度，如此他的内在生命便能够自如活跃起来。他所致力的目标是将世界归置到一个角落里。在那种方式之下，他发现“一个人认为他自己是什么，就决定了——或者更确切地说——预示了他的命运”。

另一方面，托马斯·沃尔夫则转向城市，在徘徊于纽约市的年岁里，他继续着那狂热的、长达一生的、对于他那失去了的兄弟与那扇魔门的追寻。他也将世界归置到了一个角落里。当他在城里的百万人中间穿梭，对他们的注视做出回应时，他体会到“那寂静无声的相会，（它）是人们生命中一切相会的总结”。

不管是田园诗般地去享受乡间生活，还是身处迷宫般的大都会，我们美国人一直都在寻觅。我们四下徘徊，我们提出问题。但是答案，却等在每一颗彼此分离的心中——关于我们自我身份认同的答案，以及我们能够掌控孤独的方式，于是最终，我们能够感觉到心之所属。

想象力共享

我想知道我为什么会接下这个任务。美学的独创性从来就没成为我的问题。飞行，它本身使我感兴趣，但我对腌制鸟尾巴什么的全无兴趣。发觉自己如此笨拙地做了承诺，我开始回忆起三年前在法国时面临的一个相似的窘境。就在我们到达巴黎后不久，一个富有魅力的绅士来看我们，他跟我说了很多话，完全是法语，滔滔不绝、语速极快。我除了知道这位访客迫切地想要从我这里弄到什么东西以外，其余全然不懂。因此，带着少许谦恭，我说出了我所知道的少数法语词之一：“可以。”那位访客紧紧攥住了我的手，停止了滔滔不绝。“啊，好的！好的！”他又回来过两次，重复着这种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仪式。不过，在一个新的国家，事情总是很奇怪的。我一直没有觉得陷入了什么麻烦，直到有天一个朋友来到旅馆问我现在到底该干什么。她从钱包里取出一张小卡片给我，我读了整整十遍，然后瘫坐在了床上。这张卡片是一张印刷精美的邀请函，用于旁听巴黎索邦大学法兰西剧院黎塞留厅的讲座“关于现代法美文学之比较”，主讲人卡森·麦卡勒斯。讲座的时间就在明天晚上。我丈夫读过卡片之后，开始准备行李。我则打电话给一个在美国大使馆的老朋友，然后他到我们这儿来了。他是哈哈大笑，我则抱怨塞责，我们一块儿喝了好几个小时白兰地。在一番理性探讨之后，他说：“既然你明天晚上绝对无法在索邦大学用法语做讲座，那么想想还可以做点儿什么？”我看着丈夫收拾行李，想起了最近完成的一首诗。我们的朋友——一位曾经的文学评论家听了这首诗，觉得这样能行。他用法文为我写了一封简短的道歉信，开头是：“我很抱歉，但我不会说法语——”第二天晚上，我去了法兰西剧院黎塞留厅，念了我的诗，然后坐在剧场台上，在两位评论家用我全然不懂的语言争论两种文学的方方面面时，努力试着表现出睿智的样子来。

我宁可当场念一首诗，也不愿写一篇《剧本是什么》。首先，当谈及一门艺术时，我怀疑那些武断专横的限制要求本身究竟包含了多少智慧；其次，我的创作生涯从未给我附带上任何形式上的、美学方面的“官方认证”。就散文及诗歌写作而言，我并不认为这两种文学体裁上应该有任何一成不变的差别，因为此种写作乃是一种闲散的创作。我的意思是说，一段文章或段落常常是误入歧途地去描绘感官所暗示的想象图景、感觉上的细微差别、记忆或者欲望的共鸣。而美学批评的功用则完全相反，不应该鼓励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徘徊揣测或者白日做梦上面，而是应该鼓励他们把注意力固定在明晰的外在世界、大脑思维和有限维度之上。

艺术家的职责就是贯彻他自身独特的想象力，并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对自己想象力的忠诚。（冒着听起来显得教条主义的危险，我使用了“艺术家”和“想象力”这两个词，这是为了精确度的缘故，并为了与那些考虑不同目标的职业作家们区分开来。）不幸的是，必须认识到，艺术家受到来自商业世界的出版商、制片人、杂志编辑等等多重压力的威胁。出版商或许会说，这个角色绝对不能死，书应该在一个“上升基调”中结束；制片人或许会要求虚假的戏剧效果；朋友和旁观者们或许会建议这个或者那个来给你选择。职业作家说不定会同意这些要求，将注意力集中在舞台和观众席上。然而，一旦某个富于创造性的作家坚信自己的创作念头时，他就必须保护自己的作品不受外界舆论劝说的侵害。这样一来，他通常就会处于一个孤家寡人的位置。当我们觉得自己孤独的时候，会感到害怕。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恐惧折磨着创作者——当他经历了太久的负面攻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