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传阅函件（第2/7页）

一个像我们卡斯达里这样的机构，一个从事心智工作的小小区域，难免会有内内外外的危机。内在的危机，至少是其中的若干部分，都是我们熟知的了；我们不但经常注意它们，而且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我们之所以经常将已核准进入英才学校的学子打发回去，就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发现了难以根除的积习和冲动，以免他们因为不能适应我们这个社团而危及到它。我们相信，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只是因为不能适应卡斯达里的生活方式而已，并不是低于一般水准的次级人类，因此，他们一旦回到俗世后，就因能够找到比较合适的环境而发展成为有用的干才。单就此点而言，我们的做法已证实了它的价值，而就整个大体来说，我们的社团可说不但保持它的尊严和自律，同时也执行它为了经常补充一种心智上的贵族而做的工作。大概说来，卑鄙龌龊和不求上进的人，在我们当中只占一个不值担忧的比例而已。

可在我们教会组织成员中见到的那种妄自尊大，颇为可厌。我指的是那种高层阶级的傲慢，不但是每一个贵族易犯的毛病，同时也是每一个特权集团受到指控的原因——不论有理没理。社会史已显示一种不变的倾向，以某种贵族的形成为那个社会发展的顶峰和极致。可能的情形似乎是，人们对于社会化所做的一切努力，大都皆以优者主政的某种贵族制度为其理想，纵然行不通，亦不在意。自古以来，大凡大权在握的人——不论是国王还是某种幕后集团——莫不乐意以保护和赐予特权的方式促成贵族的崛起。这已是成了常规的办法，不论那个贵族的性质为何：不论出于政治地位、血统门第，还是出于选举和教育程度，都是一样。得势的贵族总是如沐春风般地晒着太阳；但过了发展的某个阶段之后，它的阳光地位，它的特权状态，总会因为受到某种诱惑而走上腐败的道路。现在，我们假如将我们的教会组织视为一种贵族，尝试对我们本身做一番自我检讨，看看我们获得今日的特殊地位，对于整个民族和整个世界究竟做了一些什么？我们对于贵族特有的毛病——过分的傲慢、自大，阶级地位的骄纵、自负，自以为是的欺妄、伪善，只顾自利的剥削、营私，已经受了怎样的感染？假如我们来上这样一种自我检讨的话，也许会被许多疑惑吓上一跳。现今的卡斯达里人，虽可服从教会的规矩，力求上进，培养性灵，但对于他在国家组织里面的地位，对于他在人间与世界历史之中的处境，岂非往往缺乏应有的认识？他明白他的生存基础么？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生命机体的一片叶子、一枝花朵、一根枝条或根茎么？他对国家为他所做的牺牲——给他饮食和服装，供他上学和研究——又有何体认么？还有，他对我们这种特殊地位的意义非常关切么？他对我们教会组织和生活的宗旨有无真实的概念？

就算有的是例外，许许多多值得赞美的例外。虽然如此，但对所有这一切的问题，我仍然禁不住要用一个“否”字予以作答。一般的卡斯达里人虽然不致用轻视、嫉妒，或恶意的眼色看待不是学者的世俗之人，但也不会将他看作一位兄弟，更不会将他看作一个雇主，而对于世间发生的事故，更没有些微分担责任的心理。对他而言，他的生活旨趣似乎就是为了学术而学术，甚至只是在一种混充世界文化的文化花园里散步消消遣而已。简而言之，我们这种卡斯达里文化，看来虽颇崇高而又富于贵族气质，而我对它亦感恩不浅；但对与它相关的绝大多数人而言，却不像他们所演奏的一种大风琴，既不能积极地向着目标前进，又不能服务于比它本身更大或更深的东西。相反地，它却有些自赞自夸，自命清高，为培养知识偏才而自鸣得意的倾向。我知道有不少卡斯达里人，他们不但正直无偏，而且确有为人服务的意愿。我指的是在我们这种教育制度之下培养出来的师资，他们走出我们这个气候宜人而知识繁复的区域，到遥远的穷乡僻壤，从事公而忘私的服务，做无法估计的奉献。实在说来，只有这些教师，才是我们当中真正脚踏实地推展卡斯达里宗旨的志士。我们只是以他们的工作回报我们从国家获得的许多恩典。就算我们每一个教会兄弟都知道我们的无上神圣任务在于保存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这个世界的知识基础，就算这个基础已经证明为一种最有效益的道德要素——因为它是正义以及其他许多事情赖以建立的那种真理之感，但是，假如我们将本身的真情做一番检讨的话，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将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并没有将照顾人间的福利和保持我们这个清净学区里外知识上的诚实和纯洁视为首要的任务。实在说来，我们都以为这事对我们无关宏旨。我们毫不迟疑地将这件事情留给那些在外面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替我们向世人偿债的教师们去做，好让我们这些享受特权的珠戏选手、天文学家、音乐学家，以及数理学家，多多少少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此种待遇。我们之所以不太在意我们的特权是否以我们的成就争取而来，就在上面所说的那种狂妄自大和优越心态。即使我们的节俭生活之道系由教会组织所规定，但我们中仍有不少人以此自夸，就好像那是我们纯粹为了节俭而行的一种美德，而不是为了感谢使我们卡斯达里式的生活得以实行的国家所作的一种表示。

我想我只要略略提及一下这些内在的缺陷和危机，也就够了。它们并非微不足道——尽管平时尚不致危及我们的生存。但要晓得，我们卡斯达里人不但倚仗我们本身的德行和理性，同时也仰赖国家的情况和人民的意愿。我们吃自己的面包，用自己的图书馆，扩展我们的学校和档案室——但是，假如国家一旦不再愿意委托此事，或者受到贫穷、战争等类的打击，那么，我们的生活和研究一下就完蛋了。有一天，我们的国家也许会认定它的卡斯达里和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奢侈品而不再支持。那样的话，它不但不会再以我们为荣，甚至还会将我们看成一群有害无益的寄生虫、骗子，乃至敌人。下面是威胁我们的外在危机。

为了将这些危机做一具体的描述，我也许得从历史引些例证。每当我与一般的卡斯达里人谈话时，我总会碰到一些消极的反抗——一种近乎幼稚的无知和冷漠。众所周知，我们卡斯达里人对于世界历史的兴趣极为微弱。实际说来，对于历史，我们大多数人不但缺乏兴趣，而且没有敬意。我不妨说，我们对它有欠公平。此种感觉——对于世界历史抱持冷漠而又傲慢的混合态度——经我多年的追根研究之后发现，出于两个原因：其一，历史的内容给我们一种颇为卑劣的印象——我指的不是知识与文化史，当然，那是属于我们范围之内的事。假如我们对于世界历史有什么看法的话，我们认为它所记述的只是权力、货物、土地、原料、金钱的争夺——简而言之，只不过是与心灵境界相距甚远、故而不屑一顾的物质和种种东西的争夺而已。对于我们而言，17世纪乃是笛卡儿、巴斯卡、佛罗柏格，而不是克伦威尔或路易十四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