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传阅函件（第3/7页）

我们厌恶历史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对于曾在我们教会组织成立之前的那个堕落时期颇为流行的那种历史著作，一向抱持传统的、故而也是合法的怀疑态度。由此而来的结果是，我们对于那种所谓的历史哲学——黑格尔是位最出色、最危险的代表——没有一点信心。到了下一世纪，它不但大大地歪曲了历史，同时也破坏了一切真理的探求。在我们看来，偏向此种虚假的历史哲学，乃是知识堕落和政治斗争时代——我们有时称作“战争世纪”、屡屡称为“副刊时代”——所具的主要特色之一。我们现今的文化、教会组织与卡斯达里，就是从那个时代的废墟之中屹立起来，就是从与它那种错乱或疯狂相抗而结果失败的斗争之中站立起来。

然而，我们的知识却傲慢地表示，我们面对世界的历史，尤其是面对现代世界的历史，心情上跟早期基督教的隐士和修士面对那伟大的theatrum mundi（世界舞台）颇为相似。对我们而言，历史是本能与时尚，是嗜欲、贪欲、权欲，是肉欲、暴力、破坏，以及战争，是野心的部长、腐败的将军，以及被炸都市的一种斗技场，而我们又颇善忘的是：这只不过是它的许多方面之一而已。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本身也是历史的一个部分，也是成长的一种产物，因此，一旦失却继续成长和转变的能力，就得面对毁灭的命运。我们本身既然也是历史，就得为世界历史和我们的处身其中分担责任。然而，我们对于此种责任却茫无所知，实在严重。

且让我们一窥我们本身的历史，一窥现在这个学区建立的时期，一窥我们自己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形。我们的教会只是其中的一种——当下即可看出，我们的圣秩制度和我们的故国——我们所爱的卡斯达里，绝不是由像我们一样以超然于世界历史为荣的人们所建立的。我们的前辈和开山祖师们，系在战争时代末期的残破世界之中展开他们的工作。我们官方对于那个时代——大概始于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作的解释，几乎全是一偏之见或一面之词。我们解释说，心智工作在那个时代不受重视；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们将心智的本身视为一种低劣的武器，只是偶尔用用而已。我们说此种态度是“副刊”腐败的一种后果。

说得好——那个时期的反知性而重兽性，如今看来，可谓如在目前。我称那为反知性，无意否定它在心智与方法学方面所做的重大贡献。只是，我们在卡斯达里接受教育的人，多以真理的追求衡量知识的要义，而当时所显示的那种知识与真理的追求似乎并无共通的地方。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没有坚定的道德秩序用以对付由于人口迅速膨胀所导致的巨变和混乱。那时所剩的一点道德秩序都被当时的标语口号压倒了。而那些斗争亦在它们本身之间形成了怪异而又可怖的冲突。跟四个世纪之前由路德导致的那个教会分裂时期一样，整个世界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到处都有战线形成；到处都是壁垒分明，互不相容：老年与青年互斗，祖国与人道相争，赤色与白色厮杀。对于那种赤、白标记的机势和力量，对于那些战斗呼号的真意，如今的我们已不再能够重建了，更别说是理解和共鸣了。我们发现，就跟路德时代所见的一样，整个欧洲，可说是大半个世界，都可见到教徒与异端之间，青年与老年之间，过去的拥护者与未来的支持者之间，都在不顾一切地彼此火拼。他们的战线往往突破边界、国家，以及家族的范围。我们不妨相信的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战士本身而言，至少是对他们的领袖而言，所有这一切莫不皆有高度的意义，正如我们无法否定的是，为这些冲突发言的许多人士，莫不皆有一些坚实的信念，莫不皆有一些理想观念——正如当时的人们所说的一样。到处都是战斗、杀戮、破坏，双方都说他们是替天行道，都说是为了上帝而打击魔鬼。

那种高度热情，激烈憎恨，而且完全无法形容的野蛮时代，已被我们忘得一干二净了。这真是难以理解的事，因为它与我们一切制度的起源曾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曾是这些制度成立的基础和原因。一位讽刺家也许可将这种记忆的丧失比作那些暴发户冒险家的健忘：一旦争得贵族的标记之后，便把他们原有的出生和家系置诸脑后了。

且让我们继续将那些战争样的时期稍稍叙述一下。我曾读过它们的许多文献，但我的兴趣不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和被摧毁的都市，而是在于当时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面临的是一种艰苦的时代，多半难以苟延残喘。学者和教士间皆有因此而以身相殉的人，而此种殉身的范例，即使在那个已经习惯于残暴的时期，亦非完全没有一些影响。尤其于此的是，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向那个暴力时代的压力低头了。有些人竖起白旗之后，便以他们的才能、知识，以及技术听候当时的统治者发落——且让我们温习一下麻萨矶地共和国（the Republic 0f the Massaetes）一位大学教授所说的一句名言：“一加二等于几？只有将军阁下，而非全体教授，可以斟酌决定。”其他的人则以一种合理的安全方式尽力奋斗，发表抗议文章。根据柴根豪斯报道，当时，一位世界知名的作家，所签这类的抗议书、警告书、讲理书等，单是一年之间，就有两百多篇——实际的数字可能还不止此。但绝大多数的人，不但学会了缄口的妙诀，同时也学到了忍饥耐寒、乞食避警的办法。他们英年早逝，受到生者的羡慕。自取其命者，不计其数。不用说，身为学者或作家，既无乐趣可言，亦非荣誉之事；投身统治者，设计标语口号的人，虽然有官可做，有饭可吃，但不仅吞尽同类上司的窝囊之气，免不了还得受自己良心的责备；不愿卑颜屈膝的人，只有忍饥挨冻的一途，不得已铤而走险，沦为盗匪之类，不是死于非命，就是受到放逐。一种残忍无情、令人难以置信的大扫除，于焉展开。未为当道与战争直接服务的科学研究工作，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整个的教育制度，亦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大国的历史，凡是照它本身法则写出的篇章，都会受到任何的修改和删削，只有历史哲学和副刊主义支配它的领域。

此种情形，已经说得够多够细了。总而言之，那是野蛮而又狂暴的时代，是人民与政党，老与少，红与黑不再互认的混乱的巴比伦时代。等到血流够了，脸丢够了之后，那个时代也告终了：于是逐渐地，人们愈来愈渴望理性，渴望恢复共同的语言，渴望秩序、道德、合法的标准，渴求一种字母顺序和九九乘法表，而不再由当权集团任意规定和改变。人们渴求真理和正义，渴求理性，要求克服混乱的愿望随之而起。在这个只关心表面事物的狂暴时代终了之后的真空状态之中，在这种普遍锐意渴求开创新局面和恢复旧秩序的需要之下，我们卡斯达里于是应运而生。这群微不足道，已经饿得半死，但仍勇敢不屈的真正思想家，于是开始感到了他们本身的潜力。他们以英勇的苦行和自律着手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机构。他们在每一个地方，甚至在最小的小组之中，重新展开他们的工作，将那些宣传的垃圾扫除干净。他们从最低的底层开始重建知性的生活、教育、研究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