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德罗·阿尔杉茹·奥茹欧巴的民事斗争以及人民如何占领了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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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斯托·索萨的法语堪称完美，无懈可击！”提到这位法学院主任、著名法学家、多个国际协会成员时，阿里斯提德斯·阿伊雷斯教授断言道。在崇拜的迷醉中，他将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奈斯托·索萨，一个天才！”
解剖学教授丰塞卡接着说：“毫无疑问，奈斯托教授的发音非常棒。不过，在语言运用上，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比得上济尼奥·卡尔瓦里奥。对于济尼奥，法语一点也不神秘。他能整篇背诵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维克多·雨果的诗篇，西哈诺·德·贝热拉克[1]与罗斯坦德[2]的戏剧。”他引用雨果与西哈诺，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你听过吗，他朗诵的时候？”
“听过，我同意你对他的称赞。但我要问一句：济尼奥能用法语做即兴演讲吗，像奈斯托·索萨那样？同事们还记得达伊克斯大师的纪念晚宴吧？就是去年从巴黎过来访问我们的律师？奈斯托用法语向他致意，没有事先准备！太出色了！听他讲话，我为自己是一名巴伊亚人自豪。”
“没有准备？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瘦削的自由教师伊萨雅斯·鲁纳讽刺道。他爱挖苦人是出了名的，由于喜欢诋毁权威，考试又比较宽容，非常受学生欢迎。“据我所知，他在前一天晚上就背好了，还对着镜子彩排呢。”
“别这么说，别重复这出于嫉妒的诽谤。”
“大家都这么说，这是群众的声音。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
“济尼奥……”丰塞卡教授又把他的候选人放到了竞技场上。
这场对话发生在学院办公室。一到课间，医学院教师就会聚集起来，每一个都高贵矜持，恃才傲物。他们品尝着杂役端来的热咖啡，从学生课堂中脱身出来，谈论着各种话题：从科学评论到私人八卦。时不时地，有人低声讲个笑话，引来哄堂大笑。“医学院最棒的事情就是办公室的闲聊。”阿里斯提德斯·卡伊雷斯教授肯定地说。他对聊天上了瘾，当天上午的论题就是他发起的：对法语的掌握。
要想赢得文化界的声誉，必须学会这门语言，因为它是高等教育必不可少的工具。在那个年代，基本的图书著述没有葡语翻译，却又是大学课程的必读书目。绝大多数老师开出的书单都是法语书；也有人会英语，很少人会德语。讲法语时发音准确、不犯错误成了炫耀的资本，威望的源头。
在讨论中，其他权威也登上舞台：理工学院的贝尔纳教授，他爸爸是法国人，大学是在格勒诺布尔读的；记者恩里克·达玛希奥，到欧洲旅行过多次，完成了巴黎夜总会的全部课程，“这个不行，拜托，他那都是妓院法语”；画家弗洛伦希奥·瓦伦萨，在巴黎拉丁区流浪了十二年；耶稣会学院的卡布拉尔神父，“这个不算，我们在说巴西人，而他是葡萄牙人”。所有人中，谁的发音最好呢？谁的发音最巴黎、最时尚，能把S与R发得最高雅？
“同事们说了这么多，却忘了就在这里，在我们医学院，就有四五个以法语著称的人。”阿伊雷斯教授说道。
大家都松口气：这种不提自家人才的奇怪现象让他们觉得窘迫。在那个年代的巴伊亚，没有比医学院教授的头衔更令人艳羡的。它不仅意味着终身教职、丰厚的工资、权威与尊重，还包括有利可图的诊所和满是富人病号的门诊室。许多人根据报纸上的广告从腹地赶来：“某某医生教授是巴伊亚医学院教授，曾在巴黎医院就职。”仿佛有神灵庇佑，这个荣誉头衔能够打开多扇大门：文学、政治、农牧关系。教授们加入研究院，晋升为国会或市政议员，购买农场牲畜，成为了大地主。
教职选拔是全国性的大事：里约与圣保罗的医生纷纷赶来，和巴伊亚人一起竞争职位以及职位所带来的种种优势。许多上流人士前来参加候选人的质询、试讲、论文答辩，认真倾听提问与回答，对他们的才能、失礼评头论足。由于观念分歧，形成了不同的党派，选拔结果会引发争论与抗议，已经出现过死亡威胁与人身伤害。既然如此，怎么能忘记医学院的法语大师呢？太荒谬了，几乎是一个丑闻。
更荒谬的是尼禄·阿尔格鲁教授也在场，他安静地听着，无疑心怀期待。他也是一名多语言者，“会七种语言的怪兽”。他不仅能够交谈演讲，还会用法语写论文与会议报告。他刚刚才给布鲁塞尔的某个会议寄去了一项重要成果，《黑人与混血儿概况》。
“每个句子，每个单词，完全是用法语写的。”奥斯瓦尔德·冯特斯老师强调，第一个站出来向他的朋友兼老师致敬。
卓越的席尔瓦·维拉亚教授嘬了一小口咖啡。他是血吸虫病的研究者，在医学领域有真正的建树。他开心地观察着在阿伊雷斯与冯特斯发言前后，同事尼禄·德阿维拉·阿尔格鲁·德·阿拉乌茹的面部表情变化：他原本严肃、阴沉、不安，突然变得心满意足，马上又被虚假的谦虚所掩盖——他一直非常自负。对于人类的愚昧，席尔瓦教授非常宽容，但这种傲慢激怒了他。
听完大家异口同声的盛赞与喝彩，阿尔格鲁教授宽容大度地表示：“奈斯托·高梅斯教授也很擅长高乃依的语言。”至于提到的其他人，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面对这不加掩饰的傲慢，席尔瓦·维拉亚教授放下咖啡杯。
“你们提到的这些人我都认识，他们说的法语我都听过。正因为如此，我敢说在整个萨尔瓦多市，论起法语，说得最好，没有口音也没有错误，谁也比不上我们教研室的一位杂役，佩德罗·阿尔杉茹。”
尼禄·阿尔格鲁教授站了起来，脸上火辣辣的，仿佛这位同事扇了他的耳光。如果其他人敢说这种话，把他跟一个杂役相提并论，法医学教授必然会激烈反抗。但是，在整座医学院乃至整个巴伊亚，都没有人敢对席尔瓦·维拉亚教授大声说话。
“同事，您说的这个人，莫非恰巧是那个黑皮病患者，几年前出版了一本关于民俗的小册子的人？”
“教授，我说的正是他。他做我的助手，已经将近十年了。照您的说法，我是听到他读那本小册子，才叫他来帮忙的。这本册子页数虽少，但是观察、观念都很有力。他的新书就快出了，不那么小了，内容也更丰富了：是本有真正意义的民族志研究。他给了我几个章节，我惊喜地读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