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了对天赋与成功的高谈阔论之后，佛斯托·佩纳起身告别：是时候了

很显然，天赋与学识不能保证成功，不能保证在文学、艺术与科学上取得成就。一个年轻人要想成名，必须经过艰苦的斗争，跨越崎岖的道路。老生常谈？确实如此。我有一颗沉重的心，只想表达出我的观点，而不在乎华丽的风格与想象。

为了能够得到小小的赞扬，名字能够出现在专栏里，得到报纸杂志的引用，感受到罕见的成功气息，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承诺、虚伪、沉默、遗忘——我们用准确的词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无耻。有谁能够不付代价呢？在我周围的同事中，无论从事的是社会学还是诗歌，人类学还是小说，民族志学或者批评，没有一个人不付代价。作为补偿，那些最卑鄙的同时也对正直廉洁要求最高——当然了，这是对别人的要求。他们摆出一副刚正不阿的样子，宣称自己的人格没有瑕疵，满口都是尊严道德，对他人操守进行无情残酷的评判。令人惊叹的厚颜无耻。效果不错，有人相信他们。

在我们的电子工业时代，在太空竞赛与城市游击战中，谁若不是恬不知耻地活着，谁若不是无所畏惧地放下尊严，就会陷入困境。完全陷入困境，没有任何出路。

然而，几天之前，我从一位老迈的无知文人那里听说了一种奇谈怪论，吐露出他的苦涩心声：在他看来，今天的年轻人面对着数不清的绝好机会，拥有多种选择，这个世界是我们的，证据就在这里，也即青年人的权利。

青年人的权利就在这里，毫无疑问，我绝对不想否认这一点，并自认为是这场伟大运动的一部分。在我的内心深处沉睡着一个尚未妥协的人，一个社会边缘人物、一名激进分子、一名战士，我会在恰当的时机参与斗争（如今的情况混乱而又危险，对此我无需解释，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原因显而易见）。年轻人要求自己的革命，渴望指挥世界，这些都没错，但是年轻并不长久，必须安身立命。说机会人人都有，成功唾手可得，啊，并非如此！为了能够见到太阳，为了能有一席之地，必须不择手段，依靠坚韧与残忍斗争，这令我头疼。我摸爬滚打，付出了必要的代价，可结果呢？我得到了什么？结局非常凄惨。最重要的是关于佩德罗·阿尔杉茹的研究，这项由天才詹姆斯·D.莱文森交给我的委托，就是我的名片。剩下的呢：残渣剩饭、一无所有。青年诗人专栏，那些对我诗歌天赋的赞誉，以我对他人的赞誉为交换——不过是礼尚往来——某档夜间电视节目承诺对我的采访，节目名为《巴萨诺瓦[1]》，并且不在黄金时段播出。还有什么呢？《巴伊亚青年作家诗选》收录了我的三首诗，编者是尤达希奥·塔维拉，由里约的政府机构出版。三首我的诗，五首梅尔塞德斯的诗——你们想想看！

就是这样，在经历过残酷的竞争与艰苦的努力之后，我得到的只有这些。其中并未包括我跟几名女诗人的交欢，并非每个都足够真诚干净。事实上，我过着贫穷凄惨、出版无门的生活。生活中美好光鲜的一面，货真价实的金币，我得到的只有安娜·梅尔塞德斯，我却用她换来了无尽的醋意。

还有一点值得说明，在我的放贷余额中，还有迪梅瓦尔·查韦斯先生最终签名的协议书，查韦斯先生是出版社与书店老板，工商业的重要人物。他承诺会出版两千册关于佩德罗·阿尔杉茹的作品，支付给我版权报酬：出售图书封面价格的百分之十，每六个月支付一次。我觉得不错，只要他真的付钱。

在签署协议的历史性的日子里，在阿儒达街的办公室也就是书店大楼的二楼，在秘书与电话的包围中，文学保护人非常热情，我也大方地相信了他。当着我的面，他拿到了一份伊曼努埃尔·阿拉乌茹的原版雕刻，按照合同支付了报酬。他没有同这位谄上欺下的著名艺术家讨价还价，后者有幸得到他的保护。出版商向我解释，他正在搜集绘画、雕塑、版画、设计，为了装饰他在伊皮兰加山上住宅的新墙，伊皮兰加山是百万富翁的专属山头，他的房子刚刚装修完毕，加盖了第三层楼：作为八个孩子的父亲，他希望能再添七个，如果上帝能使他保持健康活力。如此巨大的浪费使我鼓起勇气，向他提出了两个请求。

首先，我请求他将版权支付期限略微提前一点。我从没见过如此迅速的表情变化。出版商令人愉悦的丰满脸庞，前一刻还满是笑容欣喜，突然就拉长了脸，在听到“提前”一词时表现出失望与悲伤。他告诉我，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签订了合同，条款非常明确，规定了责任与义务。我们刚签完字，就想着毁约，丝毫不尊重条款里表述的文字？无论我们撕毁哪一则条款，整份合约都将失去价值与严肃性。这是原则问题。什么原则，我不知道。但是不容更改，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改变出版商斩钉截铁的拒绝。我想怎样都行，但不能让他放弃原则。

插曲结束之后，他和善的脸上恢复了笑容与神采，兴高采烈地接待了雕刻家卡拉赞斯·奈托和他的妻子奥塔·罗萨，拿着这位著名艺术家带来的多件作品询问我的看法。他不知道怎么选，在两三件作品中犹豫不决。看起来，这是属于雕刻的一天。许久之后，出版商终于做出选择，并支付了费用——这类人可以自己定价，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的夫人定价收钱——她们熟悉行情且要价高昂。这对夫妇离开之后，我又展开了第二轮攻势：众所周知，我非常固执。

我开诚布公地承认：我没有其他野心，只想在书店的橱窗柜台里看到一本文集，一本汇集我的诗歌的小书，封面上印有这个可怜诗人的名字。这些诗肯定值得出版，值得开一场新书发布会，专门安排一个下午，为读者签售。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里约与圣保罗重要的青年评论家说的。我拥有许多评论，一部分刊登在文学专栏上，另一部分尚未出版，是在酒店饭店草草写成的，那时候我和安娜·梅尔塞德斯正在里约旅行，啊！那些兴奋欢乐的日子多么值得怀念。有这些赞美做支撑，我本可以寻找南方的出版社，却找到了他，迪梅瓦尔·查韦斯，这本关于阿尔杉茹作品的出版商。作为友情的见证，我将这些“拥有无所不在超社会内涵的诗歌”手稿交给他出版。这是恩里金尼奥·佩雷拉的卓越观点，它不可辩驳且来自里约。这本书会取得成功，无论风评还是销量。销量肯定有保障。这位迪梅瓦尔·查韦斯先生是位怀疑主义者。他对销量抱有怀疑。肯定也好，怀疑也好。即便如此，他感谢我对他的垂爱，表示他为如此的友情证明而感动。他很好奇：似乎他是诗人们最喜欢的出版商——只要写完能够凑成一本诗集的诗，他们就会找他，将自己的最新成果拿给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