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被包围的一代

当劳拉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村子看上去就像个堡垒。一个灰蒙蒙的三月午后，她放学回家，勉强在强风的侵袭下抬起头，突然对村里光秃秃的墙面以及岩板的屋顶有了新的认识。白嘴乌鸦被吹得要摔跟头，云朵在天空飞驰，炊烟被吹得低矮，衣服在晾衣绳上胡乱飞舞。

“这是个堡垒！这是个堡垒！”她激动地大喊。在回家的路上她唱着不成调的救世军的歌谣：“坚守住城堡，因为我要来到。” 

其实村庄的确有堡垒的意味。它身处一片围攻之中，主要敌人便是欲望。就像长期处在围困中的人一样，村民早已习惯艰苦的环境。也能抓住转瞬即逝的小乐趣，偶尔还能以苦为乐。

从老人的旧生活进入“被围困的一代”的新生活，标志着村里的历史进入了新篇章。在穷人家里，唯一多的就是孩子。那些孩子身强体壮，过个几年就准备好担负起他们的责任，并给城市人口补充了新鲜的血液。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必须倾其所有喂饱他们，给他们衣服穿。

那些父辈传下来的结实的老家具被廉价的新家具取代。一张擦得锃亮的桌子、四五把油漆剥落的温莎椅、茶几上的家庭照片、壁炉边几个板凳以及楼上的床就是家里所有的家具。

有的家庭父亲的专座是一张复古的温莎椅，镶着木扶手。壁炉架上摆着一台廉价的钟，走得不准。家里没钟的就指望男人的手表早起。男人上工的时候戴着手表，妻子就没有办法知道时间了。不过这给串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女人只要敲敲邻居的门问时间就能打开话匣子。

不够体面的陶器除了吃饭的时候会拿出来，其他时候都被放在橱柜里。锡合金的盘子也不时兴，几个剩下的器皿被丢在花园和猪圈。有时补锅匠见到破旧的合金盘子会花几个铜板买下来，熔了用来补锅。有时过路的小贩从村舍人家收购铜把手、橱柜和桌子。新的一代人不喜欢旧家具，把旧家具丢在门口任由风雨冲刷。渐渐地，旧家具在村里绝迹了。

女人们喜欢俗丽的玻璃花瓶、陶瓷动物、贝壳装饰的盒子和繁复的镜框。最受珍视的装饰品莫过于印着烫金字的“给一个好孩子的礼物”或者“来自布莱顿的礼物”之类的白瓷杯。在外做活的女儿经常带回家这样的纪念品，白瓷杯一字儿排开，让邻居艳羡不已。

有条件的人家贴上了有艳丽花朵图案的墙纸。买不起墙纸的用石灰水刷白墙壁或者用报纸糊墙。壁炉边的炉台上都挂着几条熏肉。杂货店老板给的年历被当做装饰画，镶上框挂在墙上。这些画一般都是一个系列，有着不同的主题，比如恋人的相聚和别离，新娘穿着婚纱，寡妇站在新坟边，孩子们在雪里乞讨或者在育儿室里和猫儿狗儿嬉戏。

能干的主妇可以用有限的资源把家里布置得温馨舒适。灶台雪白，自制的毯子色彩鲜艳，窗台上摆着天竺葵。有些人对这样费心力的装饰不以为然，不明白为什么要劳神劳心地做毯子，随便在地上铺块麻袋孩子照样玩得开心。

家里房子至少要一周打扫一次，这也是当地人爱干净的风气使然。有些村舍虽然寒酸简陋，但是每户人家都干干净净。

每天早晨，男人们去上工，大孩子们去上学，小孩子们去玩耍，婴儿在摇篮里酣睡。女人们把毯子垫子拿到屋外拍打，接着开始擦洗桌子和地毯。

虽然每户人家会在雨天准备刮鞋底的刮刀，但还是有些泥巴不可避免地被带进室内。所以赶上下雨天，女人们在刷地板之前，还要拿一柄钝刀刮起地面上的泥土。

同样是为了避免把泥土带进屋里，女人们去井边或者猪圈的时候都会穿上木头的鞋套，穿着这种鞋套走起路来噼里啪啦地响，走到哪儿大家都能听见。

这种木头鞋套一双只要十便士，可以穿很多年。可惜现在木头鞋套也渐渐地不时兴了。那些有身份或是爱时髦的人，比如牧师和农场主的妻子以及新结婚的女人都不会再穿它们。所以十九世纪初有句俗语“骄傲得不穿木鞋套”，等到十九世纪末，人们已经不记得什么是木头鞋套，这句俗语也就一起消失了。

女人们一边做着扫除一边隔着花园和邻居交谈。敲打垫子的响声宣告着清洁工作的开始，只要有一个女人开始做家务，其他的女人们必定不甘落后。有些勤劳的主妇恨不得前一天晚上就开始拍垫子，谁知道到底是在打扫卫生，还是只想给自己找点事做。

和男人们不同，女人之间是不起绰号的。只有年长的女性才会用教名来称呼，像老萨利，老奎妮或者戴沐。已婚的妇女都被称为某某太太，就是打摇篮里就认识的熟人都这么称呼。年长的男人被称作主人或者先生。除了几个特别受尊重的人外，一般年轻男子用绰号或者教名称呼。孩子叫所有大人都要用先生或者太太。

家家的扫除几乎都同时开始，但结束的时间各异。有些手脚麻利的主妇中午就打扫干净了，有些晚饭的时候还在进行。好的主妇都喜欢说：“天生操劳命，活儿永远干不完。” 

让劳拉费解的是，虽然每家都每天打扫，有些人家的房子看上去就一尘不染，有些就脏兮兮的。她和妈妈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

“过来瞧瞧我擦的炉栅。看上去是不是擦干净了？但待会儿看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妈妈反问道。

刷子上下翻飞在一格格的炉栅间。“现在再看是不是不一样了？”原来炉栅是干净，现在是光彩照人了。“这就是秘密了，别人觉得这随便擦下就完事了，只要多花点工夫，效果肯定不一样。”妈妈说。

那画龙点睛般的最后润色，对劳拉的母亲说来是自然不过，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生养孩子的繁琐以及捉襟见肘的生活消磨了很多主妇的精力。考虑到生存的压力以及村舍的狭小拥挤，屋子里能保持清洁其实已经算得上非常不错了。

每天十点送信人来一趟村里。埋头于拍打门垫的妇女都会扭头朝着邮递员来的方向瞅去。有时来两三封信件，更多时候是一封也没有。虽是这样，大家还是满怀期待。这种期待简直是渴慕的状态。老邮递员慢悠悠地过田间的时候，一个妇女对另一个妇女说：“我知道没啥信来，但就是挺期待。”下雨天老邮递员撑着把鲸鱼骨做的绿色雨伞，在伞巨大的半径之下，他像是一棵动不了的蘑菇。不过最终他还会缓缓地走到翘首期盼的村民身边。

“教区长太太，没有你的信。你们家小安妮上个星期才给你写过信。她除了给家里写信还有不少别的事要做呢。”邮递员说，“诺尔斯太太，这有封你的信。你们家扎德挺忙啊，这么久才给他娘写封信。”有时他只对期盼已久的村妇们招招手，也不打算和她们有更多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