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作出的业绩会永远流传！啊，那些完成爱的工作留在人间并默默负责的人，是多么幸福，因而，倘他们离开人世，也不是白活一场，即使生命已经消失。

——诺顿夫人《加雷叶女人》，1863

英国大部分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都生活在他们自己藏污纳垢的处所里……

——E.罗伊斯顿·派克《维多利亚黄金时代人文资料》

波尔坦尼太太的豪宅是摄政时期兴建的，它屹立在莱姆里季斯小镇后面一道陡峭的山坡上，居高临下，气势非凡，成为她的社会地位明确无误的象征。其底层的厨房，从今天的眼光看，设备不全，功能不足，简直令人难以容忍。尽管一八六七年在那间厨房里工作的人心里都明白谁是他们生活中的暴君，但是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眼光看，当时真正的凶神恶煞无疑是厨房里的巨大炉台，它在昏暗的大厨房里占据了整整一面内墙的位置。一共有三个炉子，每天必须添加两次燃料，每天必须掏两次炉灰。因为整座大宅的正常运作都得依赖这些炉子，所以绝对不能让它们灭了。无论夏日多么炎热难耐，不管每次刮起西南大风，炉台上总是不断地冒出呛人的黑色浓烟——炉火无情，还得添加燃料。再看看那些墙壁的颜色！它们迫切需要的是某种浅色调，要的是白色，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它们是胆汁般的浓绿色，所有的人（公平地说，包括楼上的暴君）都知道那里面含有大量的砷。厨房很潮湿，炉子不断散发出大量油烟，这也许是一件好事，起码可以吸附有毒粉尘。

这块阴森森的领地的头儿是一个叫费尔利太太的瘦小女人。她总是一身黑装，这与其说是为了表明她的寡妇身份，倒不如说是因为她的性格习惯。她终日一脸的阴郁，也许是因为她每天看到的都是些卑微之人进出她的厨房，川流不息，忙个不停。男管家、男仆、园丁、马夫、楼上女仆、楼下女仆，他们遭受了许多波尔坦尼太太的规矩和习惯，然后逃之夭夭。这是有失风度的事，也是怯懦的表现。但是如果有人要求你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开始干活，干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半又干到下午四点半，再从五点干到十点，天天如此，每周工作一百小时，你大概也就没有多少风度和勇气好讲究了。

倒数第五位男管家临走时对波尔坦尼太太说：“夫人，我宁愿到济贫院去度余生，也不会在你的屋檐下再待一个星期。”他的话堪称仆人情感的传奇式概括。有些人十分怀疑，是否真有人敢对那位可怕的女人说这样的话。但是当那位管家提着行李下来，理直气壮地说他的确讲过时，大家对他话中所表达出来的情绪还是很理解的。

名声糟糕的费尔利太太本人如何能在女主人手下屈尊容忍那么长时间，堪称当地一大奇事。最大的可能是，如果命运安排她当主人，她自己也会成为波尔坦尼太太式的人物。妒忌之心使她留了下来。主人家里各种灾难接踵而至，频繁发生，她心中感到幸灾乐祸。总而言之，两个女人都是施虐狂早期患者，互相容忍对双方都有好处。

有两件事情一直使波尔坦尼太太很恼火，或者是同一件事情的两种表现形式。一个是尘垢——尽管她对厨房做了一点让步，因为只有仆人才住在里面；另一个是不道德行为。在这两方面，她可谓明察秋毫，再小的问题也逃不过她的眼睛。

她像一只胖乎乎的兀鹫，永远悠闲，不断盘旋。在自己这片领地，她天生对尘土、指痕、衬衣裤上浆不够、气味、污迹、破损和家里可能产生的一切问题极为敏感，有惊人的第六感觉。如果一个园丁被发现手上沾有泥土走进屋里，如果一个男管家宽大的硬领圈上有酒渍，如果女佣邋里邋遢地把羊毛放在床底下，都是会被开除的。

然而，最令人讨厌的是，即使在她的宅邸之外，她也自以为权力无边。星期天不到教堂参加晨祷和晚祷，她认为无异于最败坏的道德放纵。女仆们难得有一个下午空闲——一个月只放这么半天假，她还很不甘愿，要是她看见一个女仆外出和一个男青年一起散步，那么灾难就要降落在这女仆的头上。正在热恋之中的男青年要是胆敢偷偷来到马尔巴勒宅与女仆幽会，那么，灾难也就降落到他的头上，因为花园里到处布满了人道的捕人陷阱。此处说的“人道”指的是陷阱口虽大开，但其中的利器已经拔除，尽管它们仍有足够的力量打断一个男人的腿。这些铁打的仆人最得波尔坦尼太太的宠爱。它们，她是从不开除的。

波尔坦尼太太简直可以在盖世太保那里任职，她有一种审讯方式，能让最坚强的姑娘在五分钟内落下眼泪。她称得上是上升时期的大英帝国各种极为狂傲的特征的缩影。她对正义的唯一理解是：她永远是对的。她对治理的唯一诠释是对刁民进行狂暴镇压。

但是在她自己那个阶层内部，在那个很有限的小圈子里，她却是以仁慈出了名的。如果你对她的这一美名持有异议，你的对手便会拿出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来：难道你没看到可敬、仁慈的波尔坦尼太太收留了“法国中尉的女人”吗？当然，我几乎无须再告诉你，当时这位可敬、仁慈的太太另外还只知道她的一个带较多希腊色彩的绰号。

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于一八六六年春天，刚好比我此书写及的时间早一年，而且它与波尔坦尼太太生活中的一大秘密有关。这个秘密十分简单：她相信有地狱。

当时莱姆教区的牧师在神学上是个思想比较解放的人，但是作为一个牧师该如何保全自己的利益，他也是胸有成竹的。从传统上说，莱姆教区的教徒属低教会派，大家对这位牧师很满意。他讲道的时候妙语连珠，充满激情，手法娴熟。他的教堂里没有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苦像、各种偶像、各种装饰和天主教的其他一切弊端。波尔坦尼太太向他提出来世的生活理论时，他不与之争辩，因为进项并不可观的教区牧师是不会和有钱的信徒斗嘴的。波尔坦尼太太应他的要求打开自己钱包的程度，大约相当于她雇用十三个仆人所支付的薪水的数量。前一年冬天（是冬，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第四次流行霍乱，大量人员死亡），波尔坦尼太太身体有点不舒服，牧师登门探望的次数和医生一样多。医生反复向她保证，她只是胃功能有一点小紊乱，并非那种可怕的东方致命瘟疫。

波尔坦尼太太不是笨女人。她对实际问题十分敏锐。她的未来归宿，正如与她的舒适有关的一切问题一样，就是一个十分实际的问题。如果让她想象出上帝的具体形象，他的面貌和韦林顿公爵差不多，但是他的性格更像一个精明的律师，而波尔坦尼太太对律师是极为尊敬的。她躺在卧室里的时候，一个可怕的数学问题越来越多地困扰着她，她不得不反复进行思考：上帝衡量一个人行善的程度，是以他实际上已经奉献多少为标准，还是以他有能力奉献多少为标准。在这方面，她掌握的数据比牧师还要准确。她已经奉献给教会不少钱，但是她知道，按规定，诚心想进天堂的人必须奉献出自己财产的十分之一，她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诚然，她已经调整了遗嘱，以保证在她死后能很好地还清这笔欠账，可是到宣读遗嘱的时候，上帝也许不能到场。另外，在她生病期间，费尔利太太晚上给她读《圣经》的时候，刚巧选读了“寡妇的奉献”。波尔坦尼太太一向认为那寓言对她很不公平。现在，这寓言压在她的心上比肠炎杆菌停留在她肠子里的时间还要长。在她康复过程中，有一天，牧师来看望她表示关心，她利用这个机会对自己的良心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反省。起初，牧师想帮助她消除精神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