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

“爸爸，”孩子问，“欧洲人还没有仇视和害怕德国佬的时候，欧洲是什么样子？”

男子没有回答。他坐在那儿，整个人被摊开的报纸遮住了，只能看到镶边卡其布衣袖里露出的双手、下身浅色无翻边的华达呢裤子和脚上的系带军用鞋。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个星期天，他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建筑师，一个丈夫和父亲，年纪尚未到四十。第二天，他就翻出了早年就读军校时的旧档案。如今他可是一名专业技术中尉了，刚学完进修课程，在家休息三天，下一步还不知道被派到哪儿去服役。

他没有回答孩子的问题，甚至连手里的报纸也没动一下。他正在看的不是内页中的专栏标题，而是一个图片标题：纳粹州长佐德尼亚被伴侣杀害。标题下方有两张模糊不清的远距离照片：一张是阴冷、油光满面、英俊的普鲁士人的脸。他从来没见过这张脸，如今也看不到了，自己也不想看到；另一张是女人的脸，他曾见过一次，以后再也不想见它了。女人的脸比他十五年前见到的时候略显苍老，如今看起来不再是乡下人的脸了。四五年过去了，经过权力、毁灭、苦难和鲜血等盛典成功洗礼后，脸上那些高山幽谷的痕迹已经被永远地抹去了，那张脸已不再是一张乡下人的脸。在两张脸的下面，印着三行加框的文字，看起来就像是一则讣告：

【本报贝尔格莱德消息】

德国佐德尼亚州州长，冯·普鲁科纳将军，上周被陪伴其多年的一个法国女人刺死。

“她可不是法国人。”男子说，“她是瑞士人。”

“什么，爸爸？”孩子问，“你刚才说什么？”

我们走到大半山腰时，又能见到太阳了。越过铲雪机堆起来的一道弯弯曲曲、污浊不堪的雪墙，放眼望去，我们脚下的整个山谷都沐浴在阳光中，仿佛披上了一层静谧的、金色的外衣，又好似一泓池水般静止不动，那摇曳着紫色光影的谷底积雪似乎悬浮了起来，教堂的尖顶、高耸的烟囱，还有群山的侧翼，都笼罩在慢慢退却的最后一抹暮色中。寂静无声的塔顶、烟囱和山峰直挺挺地刺向空中，山顶上常年不化的积雪闪烁着玫瑰花、藏红花和丁香花的色泽，而山谷中已经是春天了，远在巴黎的栗子树也早已鲜花绽放。

这时，我们看到了葬礼。多恩在脏兮兮、坍塌的护墙处停下来，举起蔡斯单筒望远镜朝山谷里眺望。望远镜是他用五十里拉的价钱从米兰的一家当铺买来的，虽然只有一个透镜。但是多恩说，买它只不过花了两美元四十几美分，一个无透镜的蔡斯望远镜也值这些钱呢，印有蔡斯签名的两罐番茄酱也值这个价了。但在那个年代，它肯定是蔡斯公司制造的上等望远镜了。不过眼下，在当你强忍着用一只眼往里看，而另一只眼无处可望时，你会感到眼珠子仿佛要从眼窝中被拽出来似的，就像从磁铁上拔掉一粒钢珠球。不过，我们很快发现，每隔几秒，将望远镜换到另一只眼，就不至于太累。多恩叉开双腿，靠在脏兮兮的护墙后面，就像一位站在轮船桥楼上的海军军官。多恩是加州人，他的大块头身体好似一台谷物升降机。“我喜欢雪。”他边说边转一下望远镜，“在我们老家，除了好莱坞，别的地方都见不到雪。明天我们离开瑞士时，我要把望远镜的那头塞满雪，也好记住你。”

“塞雪也许对望远镜有好处。”我说。

“要不塞一块牛排吧。”他说。

接着，我注意到了，有那么五六秒、然后八秒、十秒左右的时间，多恩都没有动望远镜了。我觉得我的眼珠子仿佛也在经历那种难以忍受的时刻，热辣辣的泪水模糊了双眼，很快就要迸发并喷涌而下了。这时多恩放下望远镜，扭过头，眼里泪汪汪的。当泪水从脸上流下来的时候，他微微低下头，好像鼻子正在流血一般。“他们抬着一个人呢。”他说。

“抬着一个人？”我问。我拿过望远镜，切身体验到了那种难受的感觉：一颗眼珠子似乎要从眼窝里被拽了出来，还把另一颗眼珠子给牵扯动了，仿佛要越过鼻梁去填补那个空缺出来的眼窝似的。我来回转动着望远镜，也看到了这些人，他们正在山谷下蠕动着，人影黑乎乎的小小一团，正往村子走去，蠕动着的长影投射在身前的雪地上。首先是一个黑点，然后是两组黑点抬着尸体，后面跟着一个黑点，还有一行黑点。紧跟在尸体后面的那个黑点穿着裙子。

“前面那个人是位牧师。”多恩说，“把望远镜给我。”我们两个轮流看着，但是每次都没能从他们的身后发现什么，只能看到山脚下有一堆岩石，他们刚才就是从岩石背后走出来的。附近没有停放尸体的房子或小屋，那儿只有杂乱的岩石和无声咆哮着的、甚至都不会结冰的悬崖。再往上看，高耸的山脊投下的影子细长得像一根线似的。随后，我又注意到了蠕动着的黑点踩出来的那道雪沟，不仅身后有，而且身前也有。我把望远镜递给了多恩，用手帕擦了擦脸。“他们是去那儿寻尸的，眼下正往回抬。”多恩说，“他坠崖了。”

“也许那儿有一条小道。一条小路。”

多恩接过望远镜，把带子套到头上。当铺的伙计始终没能找到望远镜的包装盒。说不定是他收了别人五十里拉的钱把盒子给卖了。“他坠崖了。”多恩说，“你不想看看吗？”

“就那么回事吧。”我说，“我们走吧。你没看太阳吗？”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们站在那儿的时候，太阳早已离开了山谷，只有山顶的积雪还残存着阳光，犹如云彩一般颜色绯红，虚若缥缈，蔚蓝的天空也开始泛起了紫色。我们继续往前走，脚下的道路蜿蜒起伏，渐渐笼罩在暮色中。山村里已亮起了灯光，光线从水面掠过或从水下泛起时，忽隐忽现，闪烁不定。这时，雪突然消失了。我们把雪留在身后，从积雪中走来，此刻的空气顿时冰冷了许多，刚才雪光中折射出的一丝暖意似乎也消失了，现在只剩下一片暮光和寒气。仿佛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发现整个村庄往一边倾斜着。我再一次想起这个国家没有一寸土是真正平坦的，那山谷里的村庄也只是从上面看下去才是水平的。也许我们从空中往地面坠落时，整个地球看起来也是水平的，也许我们不敢往下看，也许忍不住想往下看。“你还喜欢雪吗？”我问，“也许我们现在该把望远镜塞上雪，要不然一会儿就没雪了。”

“我这会儿又不太想了。”多恩说。他在前面走——他下山的步伐总是要快些。他先进了山谷，山峦就像雪一样渐渐从视线中消失了，山谷出现了。几乎就在一瞬间，山谷变成了整个村庄，道路变成了上坡的鹅卵石街道。他也是第一个到那儿的。“他们正在教堂里，”他说，“有好几个人去那儿了。肯定有一、两个人还在那儿。至少还有一个人在。”这时候我也看到了一口小小的、粗糙的方形石棺，看起来可以追溯到伦巴第国王的年代。烛光透过敞开的门扉照了出来，一群人静静地围在门前，有男人，有女人，甚至还有一两个孩子，那情形同我以前看到过的一个情形何其相似：一群人聚集在亚拉巴马州一座小监狱的空墙外，等着观看一场即将实施的绞刑。我们脚下的鞋钉走在鹅卵石的路上咣当作响，听起来就像是山区货运马车的马蹄声。多恩依然大步流星，朝教堂斜插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