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第2/4页）

“等一等。”我说，“就算他坠崖了。那又怎么样？我们走吧。我饿了。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兴许他不是坠崖死的呢，”多恩说，“兴许是一个朋友把他推下去的，兴许是因为打赌跳下去的。我们到欧洲来了，也应该考察一下风俗民情嘛。即使在亚拉巴马州，你也绝对见不到这样的葬礼的。”

“好吧。”我说，“假如他——”这会儿，教堂已近在咫尺了。至少在我们去过的欧洲几个地方，你永远无法知道一个人讲什么语言，或者不常讲哪些语言。我们继续朝那座看似空荡荡的教堂走去，因为能看到的所有人都聚集在教堂外面。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人们纷纷转过头来默默地看着我们。

“先生们好！”多恩打招呼，“女士们好！”

“先生们好！”过了片刻，有一个人应声道。他是一个瘦小的男人，五十来岁，样子不讨人喜欢，凭我的感觉像是一个邮差，就像那天等在亚拉巴马州的监狱外、身背皮革邮袋的那个邮差一样。其余的人仍然扭头注视着我们，直到我们走到他们当中时，他们才收回目光。站在人群中，我们也看到了教堂的里面——一间石头砌的小房间，不比一个岗亭大多少，里面微弱的、冷冷的烛光向上弥漫开去，照在真人大小、正遭受苦刑的耶稣石膏像周围，变得暗淡了。烛光似乎加重了我们离开积雪后所感到的那股冰冷寒气。我们看见了蜡烛、石棺，还有一个妇女跪在石棺旁。她头戴一顶帽子，身穿一件裘皮大衣，那大衣不像是从瑞士的某个城市买的。牧师正在后面忙着，神态颇像一位忙乱不堪、心不在焉的主妇。另外一个男子，一个村民，正站在过道中段的长椅旁。也许他不是早出晚归放牧牛群的牧民，但是大山的痕迹在他身上依稀可辨。我们朝教堂里望去，只见牧师从石棺后面走过，在耶稣像下停留片刻。他的教袍静寂无声，偶尔发出嘶嘶声，仿佛弥漫着的冰冷、微弱的烛光发出的声音。牧师就像乖乖听话的小女孩一样，在耶稣像前低身行了个屈膝礼，然后就往后面或旁边走开了。另一个人从长椅那儿起身，沿着过道向我们走过来。我没有看到，但是能感觉到他在走动。这个男子出门离去后，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我、多恩和那个瘦小的邮差。男子弯腰捡起了一把冰镐，上面镶有五六颗钢锥，然后瞧都没瞧我们一眼，就从我们身边走开了。邮差之所以还在那儿，是因为多恩正抓着他的胳膊。我想起离开巴黎前曾有人叮嘱过我们，你可以对欧洲人说任何你想说的话，但决不要把手放在他的身上。毫无疑问，这人也许是一名政府职员，那么把手放在他身上和冒犯一名宪兵或车站站长的性质是一样的。我看不见其他人，只能隐约感到他们正从黑暗中窥视着我们，而多恩在门口抓着那个邮差的胳膊，就像抓住一个正在偷苹果的小孩一样。从敞开的大门看过去，只见那个身穿裘皮大衣、戴着巴黎帽子的妇女仍旧跪在那儿，前额贴在石棺上，仿佛睡着了似的。多恩的法语还说得过去，虽然经常词不达意，可别人还能听得懂。

“那位死者，”他问，“他是摔死的吗？是他自己跌下去的吗？”

“是的，先生。”邮差说。

“那位正在哀悼的女人是谁？就是那位从巴黎来的女士，是他的妻子吗？”

“是的，先生。”邮差猛拉了一下被多恩抓着的胳膊。

“我明白了。”多恩说，“一个陌生人。一个想要登山的客户。一个有钱的法国人。也许是一个常到巴黎为妻子买衣服的英国富豪。”

这时邮差又在试图挣脱胳膊：“不！不是法国人！不是英国人！都是这个村里的人！够了，先生！够了，好吧，所以——”

可是多恩仍然抓住他的胳膊不放。“我不是说那个从教堂里走出来、手拿冰镐和首饰的向导。是另外一个，没走的那位，躺在石棺中已经死去的那位丈夫。”

随后，他的语速太快，我根本听不懂了。邮差终于挣脱了胳膊。有那么一会儿，多恩站在那儿，就像一个装满了水或碎石子的筒仓一样。邮差甩了甩手，也离开了。只有多恩站在那儿向我眨眼，挂在胸前的蔡斯单筒望远镜，看起来就像是儿童玩具。

“他就是这个村里的人，”他说，“是她的丈夫。那顶帽子是在巴黎买的。我敢打赌，那件大衣至少值三四万法郎呢。”

“那个我也听到了。”我说，“他抽出胳膊后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们俩都是向导，一个是刚才出来拿走冰镐的那个，另一个是躺在棺材里的那个。他们三个都是村里的人，那个戴巴黎帽、穿裘皮大衣的女人也是。她和棺材里的那个男的是夫妻。去年秋天，他们四个人一道去登山——”

“四个人？”我问。

“是的，”多恩说，“我也会问的。他们去登山。倒不常听说职业向导坠崖的事儿，可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向导身上了。直到春天积雪融化时，他的尸体才被找到。眼下雪都化了，他的妻子昨天也回来了。今天下午，他们把尸体抬到这儿，他的妻子随时可以走了，可是要等到明天早晨才有火车。我们可以用她的事来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要不就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吧。所以晚安啦，先生们。”

“她从哪儿来的？”我问，“再回到哪儿去？”

“是的，”多恩说，“我也纳闷。咱们去找个小旅馆吧。”

旅馆可能就在这个方向，因为这里只有一条街，而我们就走在这条街上。很快，我们看见了那家小旅馆。在深夜刺骨的空气中，我们的鞋钉当当作响，山上的空气像冰水一样冷飕飕的。但是春天已经到了。在生机盎然的初春里，四下散落的窗户中透出来的灯光，沿着山坡一层一层无形延伸着，即使隔得很远，依然可以看到那亮光忽隐忽现，闪烁不定。从街道走下两个台阶就是旅馆的大门了。多恩拉开门，我们走了进去。低矮的大堂十分明亮、温馨，也很干净。那儿摆放着一个火炉，还有几张木桌和几把木椅。一个妇女正在局促的吧台后面织着毛衣。我们走进酒吧时，这些山里的男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脸转了过来。

“你们好，先生们！”多恩说。

“你刚才说的是奥地利语吧。”我说。

过了极短暂的片刻，一个声音回应道：“你们好！”

“你可不会说奥地利语。”多恩说。我们放下帆布背包，在一张桌子前坐下。这时，那个妇女说话了。她一边说话，一边还在飞快地织着毛衣，金色卷发的脑袋埋在织物上，甚至都没抬头瞥上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