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铃声

他和她在彼得堡分开后，七年过去了。上帝啊，想当年尼古拉耶夫斯基火车站快要挤爆了！别站得太近，火车马上要开了。看看，说走就走了，再见，最亲爱的……她在一旁跟着车走，又高又瘦，穿着雨衣，脖子上围着一条黑白相间的围巾，缓缓移动的人流把她挤到后面去了。他是刚入伍的红军新兵，正赶上内战，既不情愿，也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一个美丽的夜晚，在草原蟋蟀得意的狂鸣声中，他投奔了白军。一年之后，一九二○年，离开俄国前不久，在雅尔塔一条叫钱纳亚的陡峭石子街上，他意外碰上了在莫斯科当律师的舅舅。对呀，有消息——有两封信。她要去德国了，已经拿到了护照。你看上去气色不错，年轻人。最后，俄国放了他——据有些人说，让他永久休假。在此之前，俄国花了好长时间要留住他。他慢慢移动，从北方到了南方。俄国还是想尽量控制住他，一路占领了特维尔、哈尔科夫、别尔哥罗德，还有各种各样有趣的小村庄，但并没奏效。俄国为他留了最后一手，一份最后的礼物——克里米亚，可是就连这一招也不灵。他最终还是走了。上船后他结识了一个英国年轻人，是个快乐的小伙子，也是个运动员，此行要去非洲。

尼古拉去了非洲，去了意大利，出于某种原因，还去了加那利群岛，然后又回到非洲，在海外军团里干了一阵。起初他经常想起她，后来就想得很少了，再后来又想得多了，而且想得更勤了。她的第二任丈夫金德是个德国实业家，战争期间死了。他生前在柏林有一处相当好的房子，尼古拉便觉得她在柏林绝无挨饿之忧。可是时间过得多快啊！……真的整整七年过去了吗？

这七年来他长得更加结实了，也变得更加粗野了。断了一个食指，学会了两门外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眼睛的颜色变得淡些了，眼神也率直了，这都是因为他脸上均匀地盖了一层风吹日晒的乡土颜色。他抽上了烟斗。他从前走路总和腿短的人一样步子沉重，如今走路带上了明显的节奏。他身上有一样东西一点没变，那就是他的笑声，笑起来又是说俏皮话，又是眨巴眼睛。

他最后决定放弃一切不慌不忙去柏林时，摇着头轻轻笑了好久。有一次，在意大利某个地方，他注意到一个报摊上有份柏林出版的俄国流亡者报纸。他便给该报写了一封信，要求登一则寻人告示：某某找某某。他没有收到答复。他顺便去游科西嘉岛，碰见一个俄国同胞，是资深老记者格鲁舍夫斯基，正要去柏林。请你代我打听打听，也许你会找到她。就说我还活着，身体也好……不过这条线上也没传来任何消息。现在到了他攻占柏林的时候了，人到了那儿，寻找起来就比较简单。他费了不少周折才拿到德国签证，钱也快用完了。唉，也罢，总有办法到那里的……

他果真到了柏林。出了站来到站前广场上，穿一件军用防水短大衣，戴一顶花格子便帽，矮个子，宽肩膀，嘴里叼着烟斗，那只没断指头的手里提着一个破破烂烂的小提箱。他停住脚步，欣赏一个宝石般闪烁的霓虹灯广告，只见它穿过夜色缓缓闪来，然后消失了，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开始闪现。他在一家廉价旅馆的简易客房里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心里老想着如何开始找她。住址查询处、那家俄文报纸的办公室……已经七年了。她肯定真的变老了。真该死，等了那么久！本该早点来的。可是，唉，这些年来，满世界转悠，浪迹天涯，干了多少没有名堂的廉价工作；多少机会，遇上了，失去了；还有获得自由的激动，他曾在童年梦想过的自由！纯粹是杰克·伦敦的经历……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一张有惹人发痒之嫌的羽绒床，迟来的有轨电车发出的刺耳刹车声。他摸出火柴，习惯性地用半截残指开始往烟斗里压柔软的烟丝。

要是像他这样旅行，人就会忘了日期。去过的地方会把日期排挤出去。早上，尼古拉出门，打算去警察局，只见家家商店都拉下了栅栏门。原来今天是讨厌的星期日。那么住址查询处和报馆也都是关门闭户。时值晚秋，秋风萧瑟，街心花园里开着紫菀花，天空一片纯白，黄色的树木，黄色的电车，潮湿的出租车喇叭如低沉的雁鸣。一想到自己现在就和她在同一个城市里，一阵激动传遍了他的全身。在一家出租车司机酒吧，他掏出一枚五十芬尼的硬币买了一杯波尔多葡萄酒。这酒下到空腹中，产生了舒适的感觉。街上不时零星地传来俄语的交谈声：“……Skol'ko raz ya tebe govorila……”（“……给你说过多少遍了……”）几个当地人走过去后，又传来几句俄语：“……他很想卖给我，可我，直说了吧……”他听得兴奋，咯咯笑起来，抽完每一斗烟的时间也比平时快得多。“……好像都走了，不过现在格里沙也跟着倒霉了……”他想如果再过来一对俄国人，就走上前去，彬彬有礼地问：“你们可曾认识奥尔加·金德？原是卡尔斯基女伯爵。”在这块像是俄国偏远省份的小地方，俄国人肯定都互相认识。

已是傍晚时分，暮色中一缕橘黄色的光映满了一家大商场的玻璃橱窗。在一户人家正门一侧，尼古拉注意到一块白色的小招牌，上面写着：“牙医伊·斯·魏纳，来自彼得格勒。”蓦然一段往事涌上心头，真像火一般烫了他一下。我们这位可爱的朋友在这里都快站朽了，必须离开。窗户里头，牙医的酷刑椅正前方嵌着几幅玻璃照片，照的是瑞士风景……窗户朝着莫伊卡街。请漱口。魏纳医生，这位平易近人的胖老头儿，穿着白大褂，戴着锃亮的眼镜，把他那些叮当作响的医疗器具分类摆好。她当年经常去他那儿看牙，他的几位表亲也常去。这几位表亲要是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吵起来，还拿“是不是想找魏纳”相威胁，意思是要打掉对方几颗牙。尼古拉在门前沉吟片刻，正要按门铃，忽然记起今天是星期日。他又考虑了一下，还是按了门铃。他上了一段台阶，这时一个女仆开了门。“别上来，今天医生不看病。”“我的牙没病，”尼古拉的德语实在差，“魏纳医生是我的老朋友。我姓加拉托夫——他肯定记得我……”“那我这就去禀报。”女仆答道。

过了一阵儿，一位身穿盘花扣平绒夹克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他面色像胡萝卜一般红润，似乎待人极其亲切。高高兴兴打过招呼后，他又用俄语说道：“不过我记不起你来了——想必搞错了吧。”尼古拉看看他，致歉道：“怕是搞错了。我也记不起你了。我原本想找革命前住在莫伊卡大街上的魏纳医生，结果找错人了。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