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切于我有影响的人，都对我集合以待，我一出世，他们便来塑造我，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对你们多讲他们，少谈自己。

当时——以后也一样——凡事我都很少想到后果，尽管老奶奶一再警告并预言等待着我的是：打工证明、牲畜围场、抡铁铲的苦活、监狱里的石堆、面包和水，还有终生的愚昧和堕落，可始终没能使我有所省悟。她乞灵于这一切警告和预言，讲得越来越激烈，特别是自从我跟吉米·克莱恩交往以后。她也竭力在家里对我加强管束，上学前检查我的指甲和衬衣领子，对我在餐桌上的举止管得更严，还恫吓我说，如果我晚上十点之后还待在街上，她就把我整夜锁在门外。“你可以到克莱恩家去，要是他们肯收留你的话。听我说，奥吉，我这是在想方设法让你成个器，可我总不能要你妈出去跟着你，看你做些什么呀。我要你成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你可不像你想的那样有那么多时间来改好。克莱恩家那小子会让你倒霉的。瞧他那一对贼溜溜的眼睛。老实说出来吧——他是不是个坏蛋？啊哈！他不回答。是真的了。”她说道，接着又厉声催逼：“说！”

我软弱无力地回答了一声“不是”，可心里暗暗嘀咕，她都知道了些什么，是谁告诉她的。因为吉米跟斯泰舒·考派克斯一样，的确从商店里和货摊上偷过他需要的东西。而且就在这时候，我们正受雇在迪弗街区百货商店的玩具部做圣诞节临时工，一身小精灵打扮，画着脸谱，充当圣诞老人的助手，并趁此机会在浑水摸鱼。

我们当时已是中学二年级学生，干这种差使个头已嫌太大，不过圣诞老人本人身材高大，是个瑞典司炉工，也干杂活，就住在商店附近的小巷里，以前在德卢斯[1]的铁矿石运输船上当司炉工；他肌肉结实，眼窝像尼安德特人[2]，脑门上有烈酒灌多了的肿疱，胡子遮住的嘴唇上沾着哥本哈根海豹牌鼻烟。他在千疮百孔的内衣外面绑了几个枕头，使得腰身粗壮，又填衬了裤子，因为他的腿又长又细，最后我们帮他套上外衣。我和吉米身穿台球盘面绿呢小丑服，抹了一脸演员化装油彩，浑身撒满云母片假雪花，摇着铃鼓，吹着卷舌小喇叭，在店里来回阔步走动，一面翻着筋斗，把一大群孩子招引到三楼，那瑞典圣诞老人就坐在这儿的鹿车里，拉雪橇的驯鹿巧妙地从天花板上挂了下来，玩具火车咔嗒咔嗒[3]在开动，装钱的小筐像耗子似的沿吊线自动奔向收款员。我们就在这儿负责出售惊奇袋，盛袋的大桶用红绿纸、冬青、金刚石粉和银色鬃毛圈装饰着。这种圣诞袋每只售价两角五分，吉米认定这些袋数量有多少不可能有账目，于是每卖十袋就把一袋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开始几天他没把这一手告诉我，只是请我吃午饭。后来，生意越来越好了，他才让我知道这一秘密。按规定，每卖到十块钱，我们就得把钱交给收款员。“她径自把我们交的钱和别的零钱一起倒进钱袋，”他说，“她只忙着收钱，根本没记下钱是哪儿来的，所以我们何不斩它一刀呢？”为此我们商议过多次，最后议定每卖十袋扣下两袋的钱。这儿人声嘈杂，一切绚丽夺目，人人都被圣诞节的铃铛声、转轮声、颂歌声和信号钟声所吸引，我们偷偷摸摸做的这些手脚，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偷了不少钱。吉米比我更多，不仅因为他下手早，而且还因为我们大吃奶油馅饼之类的油腻东西，我把肚子吃坏，有几天没去上班。也许是由于我们干的坏事得手太易，成就辉煌，而我又不知道怎么来花掉到手的钱，所以心里愈来愈紧张。吉米花了不少钱买东西送人——给每个人都送了漂亮的男拖鞋或羽带女拖鞋，还有吸烟服、花哨领带、小块地毯和铝制品。我送给妈一件浴袍，给老奶奶一枚雕花别针，给乔治一双方格长筒袜，给西蒙一件衬衫。克莱恩太太、艾丽诺，还有几个女同学，我也送了礼物。

不上班工作的日子，我喜欢待在克莱恩家。他家的窗台跟马路的人行道平行，可以品尝一下自己安坐在客厅里，而外面正因我们的罪行闹得天翻地覆的滋味，像个罗杰·图伊、托米·奥康纳、巴西尔·班哈特，或者是迪林杰[4]那样的人物，他们面部动过手术，指尖上抹着麻醉药，玩单人纸牌戏，关心体育比赛结果，叫人送上汉堡包和冰淇淋牛奶，最后在去电影院时或在房顶上中埋伏被捕。有时，我们就在吉米家的家谱上用字母标出宗亲关系，克莱恩家的人相信，他们家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一家姓阿维拉的西班牙人。他们家有个远房本家，在墨西哥城开皮夹克厂，祖先是西班牙人一说，就是他倡导的。以我来说，我非常乐于相信他们家有幸有这么一位祖先。经过一番努力，我和吉米在一张机械制图纸上，用红墨水和墨汁画出了他家的家系图。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圣诞节假日结束时，我们的事被迪弗商店逮住了。部门经理来到我家和老奶奶作了一次谈话。原来那些惊奇袋是有一份清单的。对于侵吞货款一事，我不想否认，就连那经理说的吞进七十块钱的数目，我也不作任何辩解，尽管我们拿的实际上没这么多。起先，老太太不肯管我死活。她冷冰冰地对西蒙说，他最好还是去把社会福利调查员鲁宾叫来，因为她实在精力不济。而且她答应承担的只是协助教养孩子，而不是对付罪犯。后来还是西蒙说服了她。他说，那样一来，慈善机关肯定要打听我们已工作多久，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当然，老太太丝毫无意像她恐吓的那样把我送进教养院。可是单凭她这么一吓，我已做好准备，被迫承认他们的惩罚权，以中国人听天由命的态度上少年法庭受审，然后进教养院。而且事前也知道自己不学好会有什么下场。这多少有点表明，我认为人们是对的，因为他们全都发火了。可另一方面，我并不真正感到自己是个罪犯，不认为是站在宇宙广阔分界线错误的一边，已和那些人类的渣滓在一起，和那些眉留疤痕、拇指残缺、耳鼻开裂的人为伍了。

这一回，我受到的不仅是恫吓和叱责，而且还有货真价实的屈辱。老奶奶以最大的嗓门朝我狗血喷头地痛骂一顿之后，便冷若冰霜地对我不理不睬。西蒙对我也非常冷淡。我不能对他回嘴，说是他先教我少找人零钱的。他只是简单地说我是个笨蛋，那神情仿佛不明白我在讲些什么。妈一定觉得这是她倒运的时辰，是她不幸对父亲以身相许的结果开始呈现最后的报应。连她也对我说了几句刺耳的话。我难受极了。可是他们没能使我乞求宽恕——虽然想到要被判入狱我不是无动于衷：头发剃光，吃粗菜淡饭，在泥地里集合，受尽威逼，任人驱使差遣。要是他们认为这是我自作自受，那我就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