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57~1963年 11

反应停出了爆炸性新闻！

正如西莉亚很久之后所说：“自从反应停事件尽人皆知以后，药品行业的任何事都不能跟原来一模一样了。尽管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改变。”

事情的发展很缓慢，开始的时候只有当地人注意到，而且最先被牵涉其中的人，从来没有把这件事与一种药联系在一起。

在1961年4月的联邦德国，医生们惊讶地发现海豹肢症（phocomelia）暴发。这是一种罕见的病症，有此病症的新生儿在出生时就伴随着不幸的畸形，他们没有胳膊或腿，或者只有很小的、没有什么用的、像海豹肢体一样的四肢。上一年有两例这样的报道，即使是两例也是前所未有的，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述，“两个头的孩子还更常见一点”。现在，突然之间，却有大量海豹畸形婴儿出现。

一些母亲看到自己生出来的孩子时，惊恐绝望地尖叫。一些母亲想到自己孩子以后悲惨的人生则号啕大哭，就像其中一位母亲所言：“我的儿子，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便不能够自己吃饭，自己洗澡，解决自己基本的卫生需求，也不能开门，不能挽着爱人的手，甚至不能够写他自己的名字。”

这些母亲中的一些人选择了自杀，更多的人则需要精神医生的帮助。一位之前非常虔诚的父亲甚至诅咒上帝。“我要把痰吐在他身上，我要在他身上拉屎，”然后，他又纠正自己，“根本没有上帝，怎么可能有？”

海豹肢症暴发的原因，仍然没有人知道。（海豹肢症的英文单词phocomelia来自希腊语，在希腊语中，phoke指海豹，melos指四肢。）有个研究认为，病因可能是原子弹的放射性尘埃。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一种病毒在作怪。

很多患此症的孩子除了缺少四肢，还有其他缺陷。要么没有耳朵、要么耳朵畸形；心脏、肠道以及其他器官要么形态不完整、要么功能不健全。有一些婴儿夭折了，一位目击者写道，“死去的婴儿是幸运的”。

随后，在1961年11月，两个互不相识、独立工作的医生——一位德国的儿科医生和一位澳大利亚的产科医生，把海豹肢症同反应停联系在了一起。紧接着，人们确认，这种药物确实是导致这些婴儿产生畸形的罪魁祸首。

澳大利亚相关部门迅速采取行动，在人们知晓这种联系的同一个月，相关部门就勒令反应停从市场上下架。联邦德国和英国在一个月之后，即12月，才下达禁令。但是又过了两个月之后的1962年2月，美国才撤销该药物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申请。令人费解的是，加拿大直到3月，才停止对该药物的销售，比澳大利亚晚了4个月。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包括怀孕的妇女继续服用了该药4个月。

西莉亚和安德鲁经常讨论此事。他们通过报纸和科学期刊，一直关注着这件骇人听闻的事件的进展。

一次晚餐时，西莉亚说：“哎，安德鲁，我真庆幸，怀孕期间你什么药都不许我吃！”几分钟之前，她还充满爱意和感激之情地看过他们那两个健康、正常的孩子。“我本来想吃点儿反应停的，我听说一些医生的妻子也吃了。”

安德鲁轻声说：“我自己就有一些反应停。”

“你有？”

“一个新药推销员给了我一些样品。”

西莉亚震惊了：“你没有用它们吧？”

安德鲁摇摇头：“我真想说我对这种药有点儿怀疑，但是我并未怀疑，我只是忘记它们放在哪儿了。”

“现在这些样品在哪儿？”

“今天我才想起它们来，我把它们翻找出来，有几百片。我记得在哪里读过一篇报道，说有250多万片药片被分发给了美国的医生。我把我的那些药扔到厕所里冲走了。”

“感谢上帝。”

“我也感谢。”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陆续涌现出很多关于反应停的报道。据估计，在20多个国家，有两万多名畸形婴儿出生，但是确切的数据，永远没有人知道。

在美国，患海豹肢症的婴儿数量很少——估计有18或19例，因为这种药物从来没被批准广泛使用。如果它通过了审批，那么没有胳膊或腿的美国婴儿的数量，很可能会达到1万。

1962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安德鲁舒服地待在家中的书房里，他面前摊着一份报纸，他这样对西莉亚说道：“我想我们都欠凯尔西女士一份人情。”

“凯尔西”即弗朗西丝·凯尔西博士，她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物部门的一个官员，尽管制药公司因为急于在市场上推广反应停，给她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但她还是用官僚方式拖延着。现在，随着凯尔西博士声称她一直在用科学的理由怀疑这种药物的安全性，她成了全国英雄。肯尼迪总统授予她杰出服务总统金质奖章——这是国家公民的最高荣誉。

“事实表明，”西莉亚说，“她做的是正确的。我也觉得我们得表示感谢，但是，还有一些人说，她得到这个奖章是因为她什么事也不做，她只是迟迟不做决定。对于官僚阶层来说，这永远是安全的。但现在，她却声称她是因为有先见之明，而不是实际上的官僚做派。同时，也有人担心肯尼迪总统的行为意味着在将来，那些想获得奖章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员会拖延审批进度，这样人们真正需要的好药也会迟迟用不上。”

“你要明白的是，”安德鲁说，“政治家都是投机取巧者，肯尼迪亦不例外，基福弗也同样。他们两人都是在利用反应停的公众关注度来谋取自己的利益。不过，公众也一样，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法律，不管反应停在其他方面怎么样，西莉亚，它确实恐怖地表明了你们的行业不能够管束自身，而且有一部分已经腐坏了。”

大量的新闻报道促使安德鲁发出这样的评论。在对与沙利度胺事件相关的几家医药公司进行调查之后，报纸几乎每天都会披露出一些真相，里面包含了欺骗、狠毒、贪婪、掩饰、无能等。

西莉亚忧伤地说：“我真想和你辩论，但是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都不会反驳你。”

令人诧异的是，虽然事先有政治阴谋，但一些好的法案最后还是出台了。在肯尼迪总统于1962年10月签字后它们成了法律。尽管新法律并不完美，有些条款后来还使一些非常有用的新药不能到达急需使用者的手中，但新法律总算给消费者提供了“前沙利度胺时代”（B.T.）所没有的防护措施。

同年10月，西莉亚听说，菲尔丁–罗斯的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伊莱·坎珀当已经病了好几个月了，就要不行了。他患上了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