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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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以为我只会离开西贡一个星期，但事实上，将近三个星期后，我才回来。首先，离开发艳这个地方，竟然比进入时还要困难。南定与河内之间的道路已被切断，又不可能只为一个记者安排一次航运，更何况这记者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那里。后来，等我到达河内时，记者们也都飞了过来，听取最近这次胜利的简报，而送他们回去的飞机也没给我留位置。派尔在到达的那个早上便离开了发艳：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跟我谈谈关于凤的事情，他没有理由留在这里了。五点半时，迫击炮停止轰炸，他还在睡觉，我去餐厅里喝了一杯咖啡，吃了几块饼干，等我回来时，发现他已经走了。我以为他是出去散步了——既然能从南定一路撑船划过来，那么也就不必替他担心那几个狙击手了；他对自己会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和危险完全没有预想，而他对自己可能遭受的痛苦与危险也是一样毫无准备。有一次——但那是几个月后的事情——我失控了，将他双脚猛推进去，我的意思是将他推入痛苦之中，我至今还记得他是怎样转过身来，困惑地看着那只弄脏的皮鞋，说道：“见公使之前，我得把鞋子清理干净。”那时我就知道，他已经学会了约克·哈丁的那套措辞。不过就他的为人而言，还是颇为真诚的：这不过是巧合，一切牺牲均由他人付出代价，直到最后的那个晚上，他倒在通往达科的桥下。

我回到西贡之后，才知道派尔是怎样离开的，当我下楼喝咖啡时，他说服了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将他带上一艘登陆艇里；登陆艇完成巡视工作之后，让他悄悄在南定上了岸。他运气不错，跟着沙眼治疗团队回到了河内，二十四小时后，那条道路便被正式切断。当我抵达河内的时候，他已经去了南方，临走之前，他在记者营的酒吧间侍者那里给我留了一封信。

“亲爱的托马斯，”他写道，“我没办法告诉你，那天晚上你是多么出色。可以告诉你的是，当我走进那间屋子去找你时，我的心情非常紧张。（当他撑着船，长时间沿河航行的时候，心情又如何呢？）没人能冷静地处理这样的事情。你真的很了不起，我向你袒露心声之后，也不觉得像之前那样惭愧了。（难道只有他自己的感受才最重要吗？我生气地想着，但我知道他并不是故意这样的。对他而言，他只要不觉得惭愧，那么整件事情立刻也就愉快了一些——我会愉快，凤会愉快，整个世界也会愉快一些，还包括那位经济专员和美国公使。派尔不惭愧了，春天也就在印度支那降临了。）我在这里等了你二十四个小时，但如果我今天不走，就不能在一星期之内赶回西贡来。而我真正的工作却是在南方。我已经告诉沙眼治疗团队的成员了，让他们去拜访你——你会喜欢他们的。这些小伙子都很棒，他们在做的工作与成年人无异。我会赶在你之前回到西贡，不必担心。我向你保证，在你回来之前，我不会去见凤。在日后的任何方面，我都不想让你感到不公平。你诚挚的，奥尔登。”

又是那种想当然的假设，认为“日后”我会失去凤。他是在美元汇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信吗？过去我们也经常说起英镑的价值。现在，我们要谈一场美元的恋爱了吗？一场美元的恋爱，当然包括结婚、生子和母亲节，尽管后来可能也包括里诺或者维尔京群岛[25]或者其他什么他们现在去离婚的地方。一场美元的恋爱有着美好的愿景，一颗清白的良心，那么其他人就都见鬼去吧。但我的爱情没有愿景：未来摆在那里。所有能做的，不过是让未来不那么难堪，当它来临时，让它温和地幻灭，在这方面，鸦片也有一定作用。但我从未预见到，我不得不告诉凤的第一个幻灭的未来，竟然是派尔的死讯。

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便去参加了记者招待会。毫无疑问，格兰杰也在那里。一个年轻、英俊的法军上校主持会场。他用法语发言，旁边的初级军官替他翻译出来。法国记者们像足球队员一样坐成一排。我发现我很难集中精力聆听上校的发言：我精神恍惚，一直在想着凤，以及那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如果派尔是对的，我真的失去了凤：那我该何去何从？

翻译说：“上校告诉大家，敌军吃了一场大败仗——损失了几乎一个营的兵力。残余的部队正乘着简易木筏渡过红河逃窜。我们的空军一直在追击他们。”上校用他的手抚过他那优雅的金发，挥动着他的指示棒，在墙上的长地图下来回踱步。一位美国记者问：“法军的损失如何？”

上校非常清楚这句话的意义——记者招待会这种场合里，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他停下来，举起指示棒，像一位很受欢迎的教师那样和蔼地笑着，直到翻译把这句话说完，他才作出模棱两可的回应。

“上校说，我们损失并不严重。确切的数字现在还不知道。”

这样的回答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麻烦。你会认为，或早或晚，上校会想出一套说辞来应对这些执拗的“学生”，否则“校长”便会指定一位更有能力的职工来维持秩序了。

“上校说的是真的？”格兰杰说道，“他有时间去清点敌人的死亡人数，而不去算算他自己的？”

上校颇具耐心地又编出一套回避的说辞，他心里很清楚，若是有人继续追问的话，那么这套说辞就又不成立了。那些法国记者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神情忧郁。如果美国记者逼得上校坦白了些什么，他们就会一把抓住，但他们不会主动引诱自己的同胞。

“上校说敌军被我们赶跑了。在火线后方是可以清点死亡人数的，但目前战斗还在进行，你不能指望让正在前进的法军部队统计具体的伤亡数字。”

“并不是我们指望，”格兰杰说，“而是参谋部到底知不知道。你是在认真地告诉我们说，各排不会及时通过对讲机报告伤亡情况，是吗？”

上校开始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气了。我想，如果他一开始便摊牌，坚定地告诉我们，他知道伤亡人数但不想说，那么情况或许会好一些。毕竟这是他们的战争，不是我们的。上帝没有赋予我们必须了解到真实信息的权利。我们不用跟巴黎的左派议员们争斗，也不必在红河与黑水河之间同胡志明的军队战斗。我们并没有人为此死亡。

上校忽然间脱口而出地说道，法军的伤亡人数比例是一比三，说完便背过身去，怒气冲冲地瞪着地图。这些死去的人是他的战士，他的同僚，是他在圣西尔军校的同窗——跟格兰杰预测的数字并不相符。格兰杰说着：“现在咱们总算搞清楚大致情况了。”一面朝着他的同行望去，露出痴呆一般的胜利表情。那些法国记者低着头，沮丧地记下这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