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五章（第2/2页）

“这个比例可要高于朝鲜战场。”我假装不了解地说道，不过我却给了格兰杰一条新的线索。

“问问上校，”他说，“法军接下来准备怎么办？他说敌军正渡过黑水河逃窜……”

“红河。”翻译纠正他说。

“我们不在乎这条河是什么颜色的。只是想知道，法军现在准备怎么办。”

“敌军正在逃窜。”

“他们到达河对岸时，会发生什么情况？那时你们准备怎么办？你们是不是打算在河边一坐，然后就宣布战争结束了？”法国军官怀着阴郁的耐心聆听着格兰杰的咄咄逼人的声音。现在的战士们，还得学会忍气吞声。“你们准备给他们投些圣诞贺卡吗？”

上尉一字一句地翻译这段话，甚至连“圣诞贺卡”这种词也翻译出来了。上校对我们冷笑，“不投圣诞贺卡。”他说。

我想是上校的年轻与英俊惹恼了格兰杰。这个上校不是一个——至少不是格兰杰以为的那样——有男子汉气概的男人。他说：“你们总不会投些别的什么东西吧。”

上校忽然说起英语来，并且还很流利。他说：“如果美国人承诺的供给物资到位的话，我们就有更多可投的东西了。”尽管他的举止文雅，但头脑还是太简单了。他居然相信一个新闻记者会去关心祖国荣誉，而枉顾新闻采访。格兰杰尖锐地指出（他的记性相当好，能记住每一个日期）：“你的意思是，应该在九月初就抵达的供给物资，现在还都没运到吗？”

“没有。”

这下格兰杰可得到他想要的新闻了，他立即动笔记下来。

“很抱歉，”上校说，“这一点不能在报上发表，只能作为背景来参考。”

“但是上校，”格兰杰抗议道，“这可是新闻。在这方面，我们能间接地帮上忙。”

“不，还是让外交官们去交涉吧。”

“发在报上的话，又有什么弊端呢？”

法国记者一脸困惑：他们几乎不懂英语。上校又没有按照规定的那样讲法语，他们只好气愤地相互低声抱怨。

“或利或弊，我不作判断，”上校说，“也许美国的报纸们会说，‘噢，法国人一直在抱怨，一直在乞讨。’那些在巴黎的共产党人又会发出谴责，‘法国人正在替美国人流血，而美国却连一架二手直升机也不给派过来。’无论怎样，都不妥当。到头来，我们还是得不到直升机，而敌人还在那里，距离河内不过五十英里。”

“至少我们可以在报纸上登，你们急需直升机，可以吗？”

“可以这么写，”上校说，“六个月前，我们有三架直升机，现在我们只有一架。一架而已。”他又重复一遍，语气惊诧又痛苦。“你可以说，如果有人在战斗时负伤，不是重伤，只是受了伤而已，那么他大概会觉得自己是必死无疑了。躺在担架上十二小时，或许二十四小时之后，才会被抬上救护车，然后在前方等着他的，是糟糕的路况，就地抛锚，或者遭遇一次伏击，最后死于坏疽。倒不如当时就直接被打死，那样还好过一些。”法国记者们都向前探着身体，竭力想弄明白上校的话的意思。“你们可以把这些都写上。”他说，在他那漂亮的身形映衬之下，其怨恨情绪显得更为强烈。“翻译给他们听。”他命令道，说完便走了出去，撇下那位上尉来完成那项极为生疏的任务：将英语翻译成法语。

“戳到他的痛处了。”格兰杰得意地说，然后他便跑去酒吧的角落里去写电报了。我的电报也没花很久就写好了——反正我在发艳的那些经历，也没有必要去写，那些新闻审查官肯定通不过的。如果故事足够好的话，我可以飞到香港去，在那里写好并发出去，但是真有什么新闻值得去冒被驱逐的风险吗？我很怀疑。被驱逐可是一辈子的事情，那意味着派尔会取得胜利，但是等我回到我住的旅馆，在信箱里等着我的，恰是他的胜利，也是我的结局——一封恭喜我升迁的贺电。但丁从没想过以这种方式惩罚他诗篇里受谴责的情人们。保罗也从未这样被提拔进入“炼狱”[26]。

我上楼回到我空荡荡的房间里，冷水龙头正在滴着水（河内是没有热水供应的），我坐在床边，头上的那顶蚊帐像是一大团乌云。我要去担任国际新闻部的新编辑，每天下午三点半上班，在伦敦黑衣修士站附近那座阴沉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里，电梯口还挂着一幅索尔兹伯里爵爷[27]的画像。他们从西贡送来了这个好消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传到凤的耳朵里了。我当不成记者了，以后我得发表意见，作为拥有这个空洞特权的回报就是：我跟派尔竞争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被剥夺了。对付这个幼稚的家伙，我有足够的经验，在两性的游戏之间，年纪也是一张好牌，跟青春一样，但现在，我连有限的十二个月的未来都无法提供，而前途才是真正的王牌。我很羡慕那些心怀家乡又随时准备赴死的军官。我想大哭一场，但我的泪腺早已干涸，就像这里的热水管。噢，让别人回家去吧——我只要我在卡提拿街上的那间小屋。

入夜后的河内气温骤降，灯光也不及西贡那样明亮，倒是跟这里女性所穿的深色衣服和战争的气氛很搭。我沿着甘贝塔街走去和平酒吧——我不太愿意去大都会酒店跟那些法国高级军官，以及他们的老婆和女人们一起喝酒。在我快走到酒吧时，我听见遥远的炮声从和平府那个方向传过来。白天时，那里淹没在交通噪声里，但现在一切都很安静，只能听见车铃的叮当声，那是三轮车夫在招揽生意。佩特里坐在老地方。他长了一个古怪的长脑袋，那只脑袋搁在肩膀上的样子，活像一只鸭梨摆在碟子里。他是名警察，娶了一个美貌的东京女子为妻，这间酒吧就是他妻子开的。他这个人也不怎么恋家。作为科西嘉人，他对马赛情有独钟，但比起马赛的话，他更愿意天天在甘贝塔街的人行道旁闲坐。我在想，他是不是已经知道我那封电报的内容了。

“玩一把“四二一”？”他问道。

“干吗不呢？”

我们开始扔骰子，我觉得对我而言，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远离甘贝塔街与卡提拿街，喝不到味美嘉喜鸡尾酒，听不到这熟悉的骰子声，瞧不见在地平线上像时针一般转动着的炮火——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说：“我要回去了。”

“回西贡吗？”佩特里一边问着，一边扔出个四二一点来。

“不。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