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世界里唯一的想法”（第3/7页）

“热拉尔·德·内瓦尔在皇家宫殿里养了一只系着蓝丝带的螃蟹，还常常带着这只螃蟹出去散步。

“当安娜·阿赫托娃被秘密警察监听后，就开始在卷烟纸上写诗。访客把诗记熟后，她就一把火烧了那些纸。

“没有人做的大蒜汤比约尼·范多恩的味道更浓了！汤里足足有四十瓣大蒜，喝了这汤，就能抵御抑郁症、消化不良、皮肤疹子、月经不调和眩晕。

“艾德文·安玲顿·罗宾森让家人把床抬到星空下，好在那里死去。”

我父亲十五岁时就骑着小车在街上卖冰激凌，而我却在听诗。海曼来到店里的那些日子，每天都给我上关于诗歌的课，从伊索到康纳里斯·巴斯提昂·范德拉格尔。就这样，我开始鸟瞰这个诗歌世界，越来越期望在那个充满了秋日的气息、平静的湖面、白色的花朵和广阔的海洋的世界里轻轻地着陆。

“好了，够了够了，”每天早晨父亲都会说，“是时候工作了。”

刚开始他还微笑着跟海曼打招呼。那时我们刚买了一台咖啡机，是意大利名牌，有着跟跑车一样的流线形。咖啡机是从米兰运过来的，吸引了不少住在鹿特丹的意大利人的目光，一个个都称赞咖啡机的外观，尤其是意式浓缩咖啡的香味。

“真是美味啊。”

“太完美了。”

有人甚至还闻出了咖啡中的玫瑰花香。相比意大利人，荷兰人就没那么积极了。第一个喝意式浓缩的荷兰客人惊讶地看着咖啡杯，问：“这是什么？”

“意式浓缩。”

“可是杯子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啊。”

“意式浓缩就是这么喝的。”

“我几乎都能看见杯底了。”

一个星期后咖啡机旁边多了一个小桶。要是有人抱怨咖啡的性价比，父亲就说：“您可以免费喝杯水。”

只有海曼跟意大利人一样喝意式浓缩。他享受其中，仿佛一首短小的诗，比如俳句。

父亲总是满怀热情地欢迎他，直到一个月后我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那些诗句宛如长鸣的警笛。奥德赛把自己绑在了船的桅杆上，父亲觉得最好能把我拴在冰激凌机器上。

“就凭诗歌是活不下去的。”父亲说，“你没看见他身边的那些诗人跟苍蝇似的围着他转吗？”

有时候海曼跟几个诗人一起坐在店外面吃冰激凌，每次都是他掏钱。

“看，那个男孩的鞋子用胶带粘着，”父亲轻声说，“看见没啊？”

或者：“要是海曼不在，我早就把他们当作流浪汉从店里赶走了。”

海曼从来不会看不起人。他的西装是手工定制的，几乎每天都打着领带，然而他却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百姓，就跟莎士比亚的父母一样。莎士比亚的父亲曾经是个鞋匠。海曼对于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来自洋葱面包的香味。每个星期六家里就会吃洋葱面包，母亲总是吃最小的那块。他并不位于其他诗人之上，他景仰他们，至少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海曼看来，想要成为诗人，只有才华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别的品质，然而具体是什么却很难用语言来描述。既和隐居、坚持，也和与事物之间的距离有关，是一种与占有之间的距离。一张桌子、几张纸就够了。就跟和尚一样，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有些诗人没能坚持下去，酗酒，吸毒，还有的选择了自杀。这样的人很多，海曼就认识两个。他们走的时候年龄比雪莱还小。

我从来没想成为一名诗人，因为我的血液里没有诗人的才华，那种万物皆会为之让路的圣境。早些年我也试过，曾经被叹息的灵魂和伟大的死者的语言感触，写了三首诗，其中一首是十四行诗，和皮特拉克的风格一致——《沃克吕兹的天鹅》。然而我的十四行诗比较抒情，成了威尼斯的天鹅。不过并不是拥有迷雾的早晨和看着平静湖面的狮子的湖城，而是有着如彩虹般色彩斑斓的香味四溢的冰激凌店。

尽管如此，每年至少有两次，我还是会以诗人的身份被邀请到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参加一些重要的诗歌节，有时我还会出现在海报上。我的名字曾经多次出现在各种小册子里，那时我便成了一个出生在意大利的著名荷兰诗人。我的作品一方面以宏观的人文视角而著称；另一方面，我擅于玩味死亡、体察死亡的细微感觉，并将这二者结合。

许多诗歌节的董事都是诗人，都很想在那个最有声望的世界诗歌节的舞台上“演出”，把这看作一种交易。几年前我曾因此跟一个以色列的诗人吵了起来。他给我打电话，说很想在鹿特丹朗诵他的诗歌，觉得登台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你说不行是什么意思？”他气愤地问。

“我从不约当董事的诗人。”

那个以色列诗人是莎尔国际诗歌节的董事，诗歌节的重点落在希伯来和阿拉伯文化之间的对话。世界各地著名的诗人都会去参加，是个对诗人而言非常重要的诗歌节。

“我也会请你来参加我组织的诗歌节的。”他说。

“我不愿意。”

“我让你上主场。”

“我不是诗人。”

“你不是写过几首诗吗？”

“那些我不想朗诵，就算拿枪指着我也不想。”

电话那头没了声音，一会儿，诗人接着说：“我参加过好多诗歌节，比如麦德林、柏林，还有斯特鲁加。”

也许麦德林、柏林和斯特鲁加诗歌节的董事们也曾经在特拉维夫朗诵过自己的作品，不过这句话我并没有说出来。

“等你不做董事了，我会再考虑。”

以色列诗人恼怒地挂了电话。最近，他又打来电话，兴奋地说：“我不做董事了，现在你可以邀请我了吧。”

我告诉他，如果我们欣赏他的作品，他自然会收到邀请的。

“这么说，如果我没有收到邀请，就证明我的作品不够优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诠释方式，不过对大多数诗人而言，这样的说法是不被接受的。

以色列诗人再次恼怒地挂上了电话。

自从我担任世界诗歌节的董事以来，就时常收到诗人们气急败坏的邮件，他们都感觉自己受了忽视。在诗歌节的现场我也被指责过。当然，诗人们的社会地位有时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你为什么想来参加世界诗歌节？”这是我经常问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诗人。”

“你为什么觉得世界诗歌节这么重要？”

“重要的不是诗歌节，而是我。”

我试图从自己的角色来解释，世界诗歌节之所以隆重，就是因为不是每个想上台的人都能如愿的。这种独立的地位叫我们非常自豪。我们没有赞助商，没有市长、大使馆和文学基金会的支持，也没有干涉节目单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