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姆斯特丹的日子(第2/7页)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局外人。那是一首反叛的歌曲,是里诺加·埃塔诺为每天辛苦劳作的老百姓写的。不是为我,一个信手得来工作的人。这样的人可以享受夏天,可以跟天使般的女孩亲热,可以一觉睡到下午。然而当埃塔诺的声音越来越高昂,歌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的时候,我也忍不住跟着唱了起来:“天空不是一直都很蓝吗,啊啊啊;天空不是一直都很蓝吗,啊啊啊。”

母亲听见我们大声唱歌,眼里噙满了泪水。里诺加·埃塔诺出生在克罗托内,是爱奥尼亚海岸边的一个小城市。后来搬去了罗马,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了一个民族英雄,却在三十岁那年因为一场车祸离开了人世。生活就是那么不公平,不过天空却总是蓝色的,而且还越来越蓝。

接下去的这部分也许是我父亲最喜欢的一段,他扯着嗓门昂首挺胸地唱了起来,似乎每一句后面都用了感叹号:

谁思念家乡,谁一个人住

谁挣钱不多,谁在玩火

谁住在卡拉布里亚,谁为爱而活

谁在战争里杀敌,谁高举旗帜

谁活到了八十岁,谁因工作而亡

父亲钱挣得不少,不住在卡拉布里亚,也没有参加过战争,却缓慢地、一点点地为工作而亡。对他而言这就是歌曲的核心,也是他的生命的核心。

歌唱完了,我们仨同时大口喘气,胸部一个节奏地一上一下,父亲说:“这才是诗歌。”

这一招简直一箭穿心。

过了一会儿,父亲又说:“里诺加·埃塔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还有一句话父亲没有说出来:“最伟大的诗人不是雪莱,不是辛波丝卡,不是卡瓦菲,也不是阿特伍德。”这些诗人的名字父亲都不认识,他们用的词太复杂,叫人捉摸不透。

对父亲而言,里诺加·埃塔诺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打动了父亲的肺腑,触碰到父亲那无形的灵魂。那个来自克罗托纳的年轻人也觉得,相比歌手,自己更像个作家。当第一部唱片准备完毕,该进录音棚的时候,他准劝过制片人,让他们去找别人来唱。他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够完美,太粗糙,太粗犷了,而制片人不得不把他拽进录音棚。

我觉得一个人既可以是诗人,也可以是歌手。诗人,如阿喀琉斯笔下怨恨般的吟唱,如铃鼓人的歌曲一般萦绕耳边。我曾经多次邀请鲍勃·迪伦来参加世界诗歌节,不过他从来没有接受过邀请,也许是在等着诺贝尔文学奖吧。从前世界上有两种人,分别是犯人和看守。现在却成了希望他获得诺贝尔奖和只要想到他得奖就觉得可鄙的人。

那天晚上我在鹿特丹留宿,睡在阁楼上,弟弟就在旁边。他假装睡着了,不过听到那呼吸声,我就知道他还醒着。我等待着童年时他常提的那个问题,希望他会问我在想什么。

我在想他,又或者说是在想我们俩,还有我们之间的沉默。

“你在想索菲亚吗?”过了一会儿,我问。

他没有回答。

“我问你是不是在想索菲亚。”

去年冬天我没回村里,打算继续写博士论文。这是我第一次没有跟家人一起回意大利。前年冬天我和弟弟一起在树林里砍了一棵冷杉,一起过圣诞节,和索菲亚一起在波斯塔酒吧喝啤酒、葡萄酒。她坐在我们之间,我们仨一起打牌玩。打牌的好处就是不用交谈。赌注仿佛是个天文数字,足足一千万里拉,只见卢卡全神贯注,跟个专业玩牌人似的一言不发。

我看见他的右腿靠着索菲亚的左腿,过了一会儿索菲亚的右腿碰到了我的左腿。

他故意让她赢,不过只有非常熟悉他的人,比如他的哥哥才看得出来。平时我们在暖暖的厨房里玩牌,父亲和卢卡是狂热分子,两人都不能面对输牌的事实,有时会气恼地拍桌子,要不就是大叫:“你们作弊!互相通气!”这里的“你们”是指我和母亲。我们家分两派。

我终于受不了了,既受不了这沉默,也受不了卢卡的假输。

“你故意让她赢。”说着,就把牌放到了桌子上,“真没劲。”

弟弟什么也没说,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

索菲亚把我扣在桌上的牌翻了过来,说:“就这牌你怎么都赢不了,是输不起吧?”说这话时她眼睛眨都没眨一下。

看来在这个酒吧里也出现了两个派别,我成了他俩共同的敌人。不过也有几局卢卡被挤得没了退路,索菲亚鼓励我出牌来破坏卢卡的牌局,一副很享受的样子。雪球早已丢了过来,我也早已倒下,躺在原地。

“我们继续玩吧?”

“好。”卢卡说,真是个阴险的人。

牌重新洗好了,这局我赢了,有复仇的痛快感。

最后一局也结束了,我们打算再坐半个小时聊聊天。

“给我们讲讲阿姆斯特丹吧。”索菲亚说。在夜晚接近尾声时,她总会提这个问题。我给他们讲了挤满作家和浓烟滚滚的咖啡厅,讲了首映仪式后的派对,讲了新书介绍会,然而这些还没能满足她的好奇心。

“你没把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我们,”索菲亚说,“你有隐瞒。”

“隐瞒什么?”

“女孩子,女人。”

卢卡什么也没说,索菲亚不可能知道他不理我的事实。只要我们三个在一起,他一直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给你们讲讲罗莎吧。”

索菲亚点了点头,说:“让我猜猜,她个子很高,留着金发。”

“不是的。”

“那么她个子很小,长着巨大的牙齿。”

“也不是。”

“她今年十五岁。”

“不是。”

“那五十岁。”

“差不多。”

卢卡没有被啤酒呛着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她四十二岁。”

“我妈妈四十四岁。”

“你妈妈很年轻。”我说。

我们在街上见过她,光彩四射,皮肤仍然很好。村里的女人在面包房里传她的闲话,说她跟瓦匠好了。夏天里她从草地里走出来,头发上还粘着干草。几分钟后那个强壮的、带着几分狂野的格里吉奥也跟着走了出来。

很快,故事便在村子里传开了,大伙儿都想知道下文。

我和卢卡都到了能够欣赏她的紧身裙的年龄,回过头,盯着她的背影。我想对卢卡说:索菲亚是你的,她妈妈是我的。可是卢卡早就走远了。

“我想知道关于你们的一切。”索菲亚说这话的时候,还是没眨眼睛。

一切,那就意味着我跟罗莎谈论过的诗集,还有那个时常出现在讨论中的问题:诗歌中的是与否。用马提纳斯·奈霍夫的话来说,就是:“到底是诗人该写出读者的感受还是读者该去感受诗人的作品?”索菲亚对这些不感兴趣,所以诗歌这一段可以忽略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