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第2/4页）

过了一会儿，德里菲尔德看了看表，说他们该回去了，并且提议我们一起很有气派地骑车回去。那正是我叔叔和婶婶每天在镇上散完步回家的时刻。我不想要冒这个风险，让他们看见我和他们不以为然的人呆在一起，因此我请他们先走，因为他们骑得比我要快。德里菲尔德太太不同意这么做，但是德里菲尔德却用一种古怪的、饶有兴味的目光稍稍瞥了我一眼。这使我觉得他看穿了我不与他们同行的借口，我羞得满脸通红，他说道：

“让他自己走吧，罗西。他一个人会骑得更稳一些。”

“好吧。明天你还上这儿来吗？我们还来。”

“我争取来吧，”我回答说。

他们骑上车先走了。过了几分钟，我也出发了。我心里非常得意，一直骑到牧师公馆门口都没有摔下来。吃饭的时候我大概为此大肆吹嘘了一番，但是我并没有提到我碰见了德里菲尔德夫妇。

第二天早上大约十一点钟，我把自行车从马车房里推出来。这个屋子叫这么个名字，其实里面连一辆小马车都没有，那只是花匠存放割草机和滚轧机的地方，而玛丽—安也把她喂鸡的饲料袋放在那儿。我把自行车推到大门口，好不容易才上了车，沿着特堪伯里大路一直骑到从前是收税关卡的地方，然后转入欢乐巷。

天空碧蓝，温暖而清新的空气热得似乎发出了噼噼啪啪的爆裂声。光线明亮但并不刺眼。太阳光像一种定向的能源射到白晃晃的大道上，然后好像一个皮球似的反弹回去。

我在这条路上骑了几个来回，等候德里菲尔德夫妇到来，不一会儿我看见他们来了。我向他们挥手招呼，随后掉过车头（先下了车才掉过来），和他们一起往前骑去。德里菲尔德太太和我互相祝贺彼此取得的进步。我们紧张不安地骑着，死命地握着把手，但都兴冲冲的。德里菲尔德说等我们都骑得很稳以后，我们一定要骑车到乡间各处去游玩一番。

“我要到附近去拓一两块碑^{②，”他说。}

我不懂他说的是什么，但他不愿意解释。

“等着吧，我会给你看的，”他说。“你觉得明天你能骑十四英里吗？来回各七英里。”

“当然可以，”我说。

“我给你带一张纸和一些蜡，你也可以拓。不过你最好问问你叔叔你能不能去。”

“我用不着问他。”

“我看你还是问一下的好。”

德里菲尔德太太用她那独有的调皮而又友好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我知道要是我去征求叔叔的意见，他一定会不同意。最好什么都不告诉他。可是在我们往前骑的时候，我看见医生坐着他的双轮马车朝我们迎面驶来。他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我两眼直视前方，一心指望我不朝他看的话，他也不会朝我看，但这是办不到的。我感到很不自在。要是医生看见我的话，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到我叔叔或婶婶的耳朵里，于是我心里琢磨着由我自己向他们透露这个看来已保不住的秘密是不是更妥当一点。我们在牧师公馆门口分手的时候（我无法不跟他们一起骑到那儿），德里菲尔德说要是我明天可以和他们一起去的话，我最好尽早去他们家找他们。

“你知道我们住的地方，是吗？就在公理会教堂的隔壁，叫作莱姆庐。”

那天中午我坐下吃饭的时候，一心想找个机会，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偶然碰见德里菲尔德夫妇的事说出来，但是在黑马厩镇上，消息传得很快。

“你今天上午和什么人在一起骑车？”我婶婶问道。“我们在镇上遇见了安斯蒂大夫，他说他看见你了。”

我叔叔带着一脸不以为然的神色嚼着烤牛肉，阴沉地看着自己面前的盘子。

“德里菲尔德夫妇，”我若无其事地答道。“就是那个作家。盖洛韦先生认识他们。”

“他们的名声非常不好，”我叔叔说。“我不希望你和他们来往。”

“为什么不可以呢？”我问道。

“我不想把理由告诉你。我不希望你和他们来往，这就够了。”

“你怎么会认识他们的？”我婶婶问道。

“我正在大路上骑车，他们也在那儿骑车，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们一块儿骑，”我把实际情况略微改动了一下这么说。

“我认为这真是一厢情愿，”我叔叔说。

我板下脸来不说话了。为了表示内心的不快，甜点端上桌的时候，尽管是我最爱吃的紫莓馅饼，我却一口都不肯尝。婶婶问我是不是觉得哪儿不舒服。

“没什么，”我尽量摆出傲慢的姿态说，“我很好。”

“吃一小块吧，”婶婶说。

“我不饿，”我答道。

“也让我高兴一点。”

“他自己知道他吃饱了没有，”叔叔说。

我狠狠地瞅了他一眼。

“那么就吃一小块吧，”我说。

我婶婶给了我一大块馅饼。我吃馅饼时候的样子就像一个出于坚定的责任感才不得不做一件自己很不喜欢的事情的人那样。其实那是一块非常可口的紫莓馅饼。玛丽—安做的松脆的馅饼一进口就软化了。可是婶婶问我能不能再吃一点的时候，我摆出冷漠的架势说不要了。她也没有坚持。我叔叔做了饭后的感恩祈祷，我带着受到伤害的心情走进客厅。

等我估计仆人们都吃完饭以后，我走进了厨房。埃米莉正在餐具室里擦拭银餐具。玛丽—安则在洗刷碗碟。

“嗨，德里菲尔德夫妻俩到底有什么不好？”我问玛丽—安道。

玛丽—安从十八岁起就到牧师公馆来干活儿。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她给我洗澡；我需要吃药粉的时候，她拌在梅子酱里给我吃；我上学的时候，她替我收拾箱子；我生病的时候，她看护我；我烦闷的时候，她念书给我听；我淘气的时候，她责骂我。女仆埃米莉是一个轻浮的年轻姑娘。要是让她来照顾我，玛丽—安真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子。玛丽—安是黑马厩镇当地的姑娘。她活到现在还没有去过伦敦。就连特堪伯里，大概她也只去过三四次。她从来不生病，也从来不休假，一年的工资是十二镑。每星期有一个晚上，她到镇上去看望母亲，她的母亲替牧师家洗衣服；每星期天晚上她去教堂。可是玛丽—安对黑马厩镇上发生的每件事都很清楚。她知道这儿的每一个人，他们和谁结了婚；她也知道谁的父亲是害什么病死的，哪个女人有多少个孩子，以及他们都叫什么名字。

玛丽—安听了我问她的那个问题，就把一块湿抹布啪的一声丢到水槽里。

“我并不怪你叔叔，”她说。“要是你是我的侄子，我也不想让你和他们来往。想不到他们竟邀请你和他们一块儿骑车！有些人就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