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第3/4页）

我看出来已经有人把饭厅里的那场谈话说给玛丽—安听过了。

“我又不是个孩子，”我说。

“不是孩子更糟。他们竟有脸上这儿来！”玛丽—安说话的时候常随意略去字首的“h”音。“租下一幢房子，装出一副上等人的神气。嗳，别去碰那块馅饼。”

那块紫莓馅饼正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我掰下一块酥皮放进嘴里。

“这是我们晚饭吃的，你要是还想吃一块，刚才吃饭的时候你干吗不要？特德^{③·德里菲尔德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做不长。他也算得上受过很好的教育。我只为他的妈妈感到难受。从他生下来的那会儿起他就给他妈带来了不少麻烦，后来他又跑去跟罗西·甘恩结婚。我听人家说在他告诉他妈他要和谁结婚的时候，他妈气得病倒在床上，一连躺了三个星期，跟谁都不说话。”}

“德里菲尔德太太结婚前就叫罗西·甘恩吗？是哪一家姓甘恩的？”

甘恩是黑马厩镇最普通的一个姓。教堂墓地里到处是姓甘恩的人的墓碑。

“唉，你不会知道这家人的。她爸爸是乔赛亚·甘恩老头，也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家伙。他出外当兵，回来的时候装了一条木腿。他过去总出去为人家油漆，不过往往找不到活儿干。那时他们住在黑麦巷我们家隔壁。我和罗西常常一起去上主日学校。”

“可是她年纪比你轻，”我带着我那年龄所特有的直率说道。

“她已经过了三十了。”

玛丽—安个子矮小，长着一个塌鼻子，一口蛀牙，不过气色很好，我想她不会超过三十五岁。

“不管罗西装得有多年轻，她其实也并不比我小上四五岁。我听人家说她现在全身穿戴打扮得都叫人认不出来了。”

“她真当过酒店女招待吗？”我问道。

“不错，先在铁路徽章酒店。后来在哈佛沙姆的威尔士亲王羽毛酒店。开始是里夫斯太太雇她在铁路徽章酒店的酒吧间招待客人，但是她的行为太不检点，里夫斯太太只好把她解雇了。”

铁路徽章酒店是一家很平常的小酒店，就开在去伦敦、查塔姆和多佛尔铁路的车站对面，里面有一种邪恶的欢乐气氛。要是你在一个冬天的夜晚路过酒店，透过玻璃门你可以看见有些男人懒洋洋地靠在卖酒柜台上。我的叔叔非常不赞成这家酒店，多年来他一直设法想要取消它的营业执照。上那儿喝酒的多半是铁路搬运工、运煤船船员和农场工人。黑马厩镇有身份的居民都不屑上那儿去，他们要想喝一杯苦啤酒，不是去“熊与钥匙”客店就是去“肯特公爵”客店。

“啊呀，她都干了些什么？”我两眼瞪得很大地问道。

“她什么没干过？”玛丽—安说。“要是你叔叔碰巧听见我跟你讲这些事，他不知该说些什么呢。没有一个到酒店里喝酒的男人，罗西不跟他眉来眼去地吊膀子的，也不管那都是一些什么人。她无法专心爱一个男人，就那么一个接一个地换着。我听人家说那简直令人恶心。她就是那时候勾搭上乔治勋爵的。那种酒店本来不是乔治勋爵会去的地方，那地方可不值得他那么有气派的人光顾，但是据说有一天他偶然因为火车误点走了进去，他在那儿见到了她。从那以后，他就老泡在那儿，和那些粗里粗气的汉子混在一起。当然他们都明白他为什么去那儿，可他家里还有老婆和三个孩子。唉，我真替他老婆难过！这件事引起了多少闲话啊！喔，后来里夫斯太太说她对这事一天也忍受不了了，于是把工资付给罗西，叫她卷起铺盖走路。我当时说，把这包袱扔了，真是谢天谢地！”

我很熟悉乔治勋爵。他的姓名是乔治·肯普，不过大家都叫他乔治勋爵，这个称呼是大家嘲讽他那神气活现的样子而叫出来的。他是我们这儿的煤炭商人，也做一点房产生意，同时还拥有一两条煤船的股份。他在自己家的地皮上盖了一幢新砖房，住在里面，还有自己的双轮轻便马车。他身材壮实，下巴底下留一把山羊胡子，脸上红喷喷的，气色很好，长着一双放肆的蓝眼睛。每逢想到他，我就觉得他的模样一定很像古老的荷兰油画中一个兴高采烈、满面红光的商人。他总是穿得很花哨。每当你看见他穿着配着大纽扣的淡黄色轻皮短外套，歪戴一顶棕色圆顶礼帽，纽孔里还插一朵红玫瑰，轻快地驾着马车驶过大街中央的时候，你禁不住总要看他几眼。每个星期天，他总戴一顶光亮的高顶礼帽，穿着礼服到教堂去做礼拜。大家都知道他想当一名教区委员。显然，他那充沛的精力对教会是很有用的，但是我叔叔说只要他还是这个教区的牧师，就不会同意。后来乔治勋爵为了表示抗议，有一年时间跑到分离派教堂去做礼拜，尽管如此，我的叔叔还是固执己见。他在镇上碰见乔治勋爵，就装作不认识。后来他们和解了，乔治勋爵又上教堂来做礼拜了，但是我叔叔只答应派他当一名副教区委员。绅士阶层的人认为他非常粗俗；我觉得他确实爱好名利，喜欢吹嘘。他们嫌他说话的嗓门太大，笑声刺耳——他在路的一边和人说话的时候，你在路的另一边可以听清楚他说的每一个字——他们还觉得他的举止十分讨厌。他对人过分亲切。他和绅士阶层的人讲话的时候就好像他压根儿不是个做买卖的人；他们说他很爱出风头。乔治碰到每个人都很亲切随便，他对公共工程也很热心，在为每年的划船比赛或收获感恩礼拜募捐时，他都慷慨解囊，他愿意为任何人帮忙，可是如果他以为他的这些行为可以消除他与黑马厩镇的绅士阶层之间的隔阂，那他可想错了。他的所有这些交际方面的努力遇到的却是全然的敌意。

我记得有一次，医生的太太正来看望我婶婶，埃米莉进来向我叔叔通报说乔治·肯普先生想要见他。

“可是我刚才听见前门的门铃在响，埃米莉，”我婶婶说。

“是的，太太，他是在前门口。”

一时间屋子里的人都感到很窘。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应付这样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埃米莉一向知道谁应当从前门进来，谁应当走边门，谁又应当走后门，可就连她这时也有点儿慌张。我的婶婶是个性格温和的人，我觉得她确确实实对一个来客如此将自己置于不合常情的地位感到不知所措，但是医生的太太却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表示蔑视。最后还是我叔叔镇定下来。

“把他带到书房去，埃米莉，”他说。“我喝完茶就来。”

可是不管人家怎么对待他，乔治勋爵却总是那么兴高采烈，爱好招摇，嗓门响亮，叫叫嚷嚷。他说整个镇都死气沉沉的，他要把它唤醒。他要说服铁路公司运营旅游列车。他看不出为什么这儿不能成为另一个马盖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