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6/9页）

原子弹要到下个周四才会爆炸，那时这封信应该已经到了政府部门的手中，而这枚炸弹肯定已经被找到了。他们的目的只是要给世界的当权者们一个警告而已。

受难日，罗马。特丽莎·凯瑟琳·肯尼迪，也就是当今美国总统的女儿，已经做好准备，要结束自我放逐的欧洲之旅，回到白宫和父亲一起住。

特勤局安保卫队已经对她的行程作了周密的安排，并按照她的要求，预订了复活节从罗马飞往纽约的航班。

特丽莎·肯尼迪二十三岁，一直在欧洲攻读哲学。她就读于巴黎索邦大学，然后进入罗马一所学校。在罗马，她刚刚和一名思想极端的意大利学生正式结束了一段恋情，这让两人都感到轻松。

她爱自己的父亲，但讨厌他是个总统，因为她不得不因此做个乖女儿，不能公开表达任何与父亲不同的观点。她曾经是社会主义的信徒，现在又极力提倡“所有男人皆兄弟，所有女人皆姊妹”的论调。她是个美国式的女权主义者，坚信经济独立是一切自由的基础，所以心安理得地使用自己的信托基金，因为这笔基金保证了她的自由。

她拒绝享受一切特权，几乎从来不去白宫看望父亲，这种做法有点怪异，不过也属人之常情。或许潜意识里，她一直觉得母亲去世都是父亲的错，因为当妻子病入膏肓的时候，他却忙着在政坛上打拼。后来她又想去欧洲流浪，但是法律规定她必须受到特勤局的保护，因为她是总统的直系亲属。她曾考虑签署协议放弃这项安保特权，但是父亲恳求她不要这么做。弗朗西斯·肯尼迪告诉她，如果她出点什么事，他肯定会受不了的。

她的安保卫队由二十人组成，一天三班倒，二十四小时保护她的安全。无论她是去饭店吃饭，还是跟男朋友一起看电影，他们都形影不离。他们在她住的同一栋楼上租了间公寓，街上还停着一辆指挥车。她从来没有机会一个人待着，而且每日都要把当天的行程安排报告给卫队长。

那些安保队员简直就是群双头怪物，一个头是仆人脸，另一个头是主人脸。他们安插了先进的电子设备，如果特丽莎带个男性朋友来公寓里过夜，他们就能清楚地听到两人在床上欢愉的呻吟声。而且他们很可怕——行动的时候，他们就像一群狼，无声地移动，警觉地侧着头，好像要捕捉风中的可疑气味，其实他们不过是竖起了耳朵，在收听耳机中传来的指令。

特丽莎已经拒绝了“贴身护卫”，就是每时每刻都在身边的那种保镖。她自己开车，不让卫队租住她隔壁的公寓，也不让他们在大街上紧跟在自己身边。她坚持只接受“周边保安”的形式，安保队员在她身边不远不近地跟着就行。她就像是一座大花园，保安卫队则是花园外围的一圈高墙，这样她还留有一定的个人生活空间。有些时候，这样的安排也会造成尴尬。有一天她逛商店，需要几枚硬币打个电话。她记得有个安保队员就跟在身边佯装逛街，所以她径直走到那个男的身边，说：“给我一枚25分硬币好吗？”那个人吓了一跳，疑惑不解地看着她，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认错了人，这个人并不是她的保镖。她忍不住大笑起来，赶紧道歉。那个人也忍俊不禁，递给她一枚硬币，开玩笑道：“愿意为肯尼迪家的人效劳。”

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特丽莎·肯尼迪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世上大多数的都是“好人”，她自己也是。她为了争取自由而参加游行，为支持正义而畅所欲言，反对不公。她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光明坦荡。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把自己的零用钱捐给了美国的印第安土著。

身为美国总统的女儿，当特丽莎站出来为支持堕胎而大声呼吁时，当她的名字醒目地出现在极端和左翼组织的名单上时，她总是感到很不自在，并因此饱受媒体的攻击和反对党的羞辱。

她很单纯，在爱情上更是坚信平等和坦率。她喜欢彼此毫无保留，讨厌一切欺骗伎俩。

在国外的这些年也发生过一些事情，足以让她吸取一些宝贵的教训。在巴黎，一群住在桥下的流浪汉差点就强奸了她，当时她正在城里闲逛，想要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在罗马，当她掏钱给两个乞丐时，钱包几乎被他们抢去。幸亏有机警的特勤保镖及时出手，这两次她都是有惊无险而已。不过，她对这些事没记性，仍然坚信“人性本善”，相信所有人灵魂深处都有一颗永远鲜活的善良种子，所有的人都能获得救赎。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她当然知道男权对女性的压迫，但是，男人在他们的世界中到底使用了多么残酷的力量，这一点她其实并不全懂。她完全想不到人们是怎样以最卑鄙、最残忍的方式相互背叛的。

保安卫队的队长已经颇有些年龄了，只能护卫美国政府中像特丽莎这个级别的人员。特丽莎的单纯令他既震惊又担忧，所以他很想教育教育她。他讲了几件骇人听闻的案子，都来自他多年的保安经历。保护特丽莎已经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所以他讲话比较直接，不像以往那么含蓄。

“你太年轻了，还不了解这个世界，”他说，“你这样的身份，一定得万分小心。你总是觉得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一定会对你好。”就在前一天，还刚刚出了事：有个男人作势要搭她的车，她同意了，结果那人一上车就理直气壮地开始动手动脚。保安队长立即下令行动，保安队员开的两辆车将特丽莎的车逼到路边停下，这时那个搭车者已经摸上了特丽莎的大腿。

“我来告诉你一个故事吧，”队长娓娓道来，“我曾经为政府公职人员中最聪明、最善良的一个人工作过，全是秘密行动。只有过一次，他的脑筋不够使了，上了一个坏家伙的当，任由那家伙处置。那个恶棍坏透了，本来是要干掉我老板的。结果那一次他不知道怎么想的，竟然放了我的老板，还说‘你欠我一条命，给我记清楚’。后来，我们用了半年时间追踪这个家伙，终于盯死了他。我的老板干脆利索地把他干掉了，根本没给他投降或者做双面间谍的机会。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自己跟我解释过。他说这个恶棍曾经有通天的权力，让这个人活着是非常危险的。他还说虽然那个恶棍曾经饶过他一命，但是他一点都不感激，因为他知道这种偶然的慈悲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罢了，而你绝不能指望下一次他还能这样心血来潮。”不过队长并没有告诉特丽莎他当年这位老板的名字——克里斯蒂安·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