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战争（第2/13页）

我们这一代孩子还要过几年才会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把父母的钱堆在独轮手推车里，推着钱车去买面包；逼得我们不得不在学校过道里买卖衬衫。战争的头十六个月里，战争本身缺乏真实感，看不见摸不着的，不可相信也不可抗拒，因为那些可怕的事正在别处发生，并同时给了我们时间，让我们在混乱中侥幸存活。我们不用去说，三百英里之外的七岁小女孩们坐在防空洞里挨过例假期。在本城，我们不只是受到战争的影响，还大模大样地摆出“战争中”的矫情姿态。当你父母说“快点去上学”，你大可应付一句“在打仗呢”，然后跑到河边玩。你头发上沾染了浓浓的香烟味半夜三点悄悄溜回家，明明被他们逮个正着，却不会被痛扁一顿，只是因为有一场战争。当他们听邻居说你和一群狐朋狗友在大马路上把车飙到时速一百二，你甚至斯文扫地地把半个身子探出车顶窗，你只需要说“在打仗呢，不管怎样都可能死掉”，他们就没办法抢白你。大人们感到自己有责任，我们却利用了他们的愧疚感，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更好的做法。

教育机构努力维持原貌，虽然战争还很遥远，但也避免不了战情渗透到学习环境中：有些同学不来了，有些书没有了，就连猪的胚胎也得不到了（我和佐拉甚至在那种时候都渴望有东西让我们捣鼓捣鼓）─我们在这一切缺失中看得到，战争越来越近了。我们本该进行化学反应实验、操练最基本的解剖手术，但我们没有化学品，也不知道猪的胚胎被扣押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实验室，因为国境线天天都在变。没有实验可做，我们就用电线和小灯泡造了无数电路。我们把没用了的旧硬币泡在雨水里，让它们生锈，再煮开水，加进盐和苏打粉，洗清锈迹。我们只有几张青蛙解剖图解，必须记得滚瓜烂熟。让人费解的是，我们还有一块马蹄横截切片标本，保存在灌满福尔马林溶液的长方形玻璃盒里，我们照着它一遍又一遍地画素描，到最后，似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马身上动刀，只要毛病出在马蹄上就行。大多数日子里，我们只是高声朗读教科书，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

更糟的是，时局所需，校方做出硬性规定，年级越高，教室楼层也越高，这未免失之偏颇了；换言之，年龄和安全系数成反比，你的年纪越大，距离防空洞就越远。所以，我和佐拉十四岁那年坐到了水泥屋顶下的教室里，那里能够俯瞰城河，方形角塔上安了数不清的窗户，是以前的幼儿园。这个特殊空间的每一处都是凑合出来的急就章：墙上贴着印有小公主水彩画的墙纸，窗台上码放着装满泥土的泡沫塑料杯，据说豌豆迟早会从里面钻出芽来，有些杯子里当真长出过小苗呢；还曾贴过一些树形家谱图，好歹有人识时务，把它们都揭了下来，在黑板下留出一块光秃秃的白墙。我们就坐在这个教室里描画马蹄的构造，完全超然、冷漠地说着这类闲话：“这不还在打仗嘛，如果他们现在空投炸弹，我们至少比小屁孩们死得快。”那个教室里的角塔瞭望窗拥有三百六十度全景视角，本城风光尽收眼底：往南能望见大山，往北能眺望到河对岸的城堡，再远处只见林木迷蒙，绿色的天际线此起彼伏。你会看到远处的大烟囱喷出浓重如焦油的黑烟，也能看到老区民宅的砖石轮廓。你会看到大学山上的基督教堂圆顶，以及山顶那座明亮而巨大的方正十字架。你看得到铁桥─那时还挺立在本城，凌于两条河流和水中的碎石之上。你会看到河岸边停着些废置的小游艇，生满铁锈；更远处能望见上流的卡顿城，吉卜赛人居住区，也是两河汇合之处，那里的纸板墙湿漉漉的，燃烧动物粪便的黑烟缭绕。

那一年，我们的老师是个娇小的女人，我们叫她冬布拉瓦卡夫人。她有一双神经质的手，眼镜总是滑下来，于是她养成了耸动鼻头的习惯，好让镜架自动归位。后来我们才知道，冬布拉瓦卡夫人曾是个政治艺术家，等我们毕业后，她为了躲避迫害移居他处。几年后，她鼓动一群高中生印制大量反政府传单，这不仅让那些学生们入狱，也令她某天晚上在公寓到街角报亭的那段路上人间蒸发了。可是当年我们完全不知道她的政治立场，也不理解她的失意─因为她得不到必要的教具，更不用说，那是一门她自己都不熟悉的课程，我们只是觉得她很滑稽。然后，她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厚礼。

那个五月天出奇的热，俨然是炎夏，我们一到学校就脱下鞋子、袜子和毛衣。角塔就像一个温室。我们把大门敞开，还是热得汗流浃背，不期然的怪天气也引发了一种躁狂的气氛。冬布拉瓦卡夫人迟到了一会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她的胳膊底下夹着一个用铝箔包的大包裹，她亲自打开，里面竟然是两对硕大的、粉红色的肺，像绸缎一样湿滑柔软。在肉类定量配给的战时，这意味着某种违法行为。走私禁品。我们没有问她从哪里弄到了这些肺。

“在外面的桌子上铺些报纸。”她一开口，眼镜就滑下来了。十分钟后，我们的脸上滴着汗水，俯身围拢她，她试图用自己带来的厨刀实施蝶形刀法切开一对肺叶。肺的表皮张力抗拒着刀刃，切口的另一边鼓胀得像个橡皮球。肺肉已经有点发臭了，我们不停地赶走飞来飞去的苍蝇。

“大概应该把它们冷冻一下吧。”有人插嘴道。

可是冬布拉瓦卡夫人是个执拗的女人。她决意要让自己担的风险有所回报，决意向我们展示肺叶的结构和功能，要像掀开衣服一样把它们剖开，指出肺泡、瘪塌的气囊、支气管上的白色厚软骨。她从肺的边角开始动刀，切着切着，她的动作幅度变得越来越大，我们都退后一步，看着她戳穿一侧的肺肉。她鼻梁上的眼镜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她用单臂去压眼镜，另一条手臂努力捣鼓，活像是在修水箱。

突然，那只肺从她手里跳脱，滑过铝箔纸，越过桌边，掉到了地上。它停在那里，沉重而确凿。冬布拉瓦卡夫人低头凝视了片刻，与此同时，苍蝇立刻找到了目标，小心翼翼地在气管切口边沿走动起来。然后，她弯下腰，把它捡起来，重新放在报纸上。

“你，”她对着我说话，只因我碰巧站在她身边，“到咖啡柜里拿些麦管回来，把这对肺吹起来。赶紧的，快去！”

之后，冬布拉瓦卡夫人成了备受尊崇的人物，尤其在我眼中。她为了我们偷偷带来那些肺，当我们轮流往里面吹气的时候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她让我越发坚定地渴望成为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