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战争（第3/13页）

也是因为冬布拉瓦卡夫人，我们接触到了走私贩，其实那时整个城市都被黑市控制了。对她而言，黑市能提供教学用品。对我们来说，指导思想虽然一致，但涉及的物资种类却不同。突然之间，我们想要那些从未想过要渴求的东西，那些让我们有资格炫耀的东西─假冒名牌包、中国珠宝、美国香烟、意大利香水─只因以前没法获得，只因它们昂贵又很难买到。佐拉开始涂她妈妈的口红，继而找门道自己买。战后六个月，她培养出对法国香烟的独特爱好，从此拒绝抽别国的香烟。实足十五岁那年，她会流连在革命广场上我们常去的咖啡屋，倚着小桌，朝那些独具本地特色、可能合她口味的男孩们挤眉弄眼。在一个舞会上─我都不记得自己去过了─她和二十一岁的布兰科好上了，据说，他是个军火走私商。我不赞同她和他好，可那是战时啊，管他呢。更何况，后来我们发现他只是个朋克小混混，闯过最大的祸不过是偷收音机。

大多数周末，我和佐拉都会一路走到老城尽头和码头公园。那是黑市走私买卖的中心区域、大学生们的课外巢穴。身材瘦高、耸着肩膀的男孩们坐在铁轨边练摊儿，排成一长溜儿的桌子和盒子上展示着录影带、太阳眼镜和T恤衫。佐拉会穿上她衣橱里最短的短裙，所到之处必定响起好色的口哨声，她就那样径直走到布兰科的摊位前。他跷着二郎腿，拉着手风琴，喝着啤酒，夜色渐深时他会停止叫卖，小歇片刻，顺便把她拉到垃圾箱后面尽情抚摸。那种时候，我就待在车里，把车窗都摇下来，腿跷到挡风玻璃上，享受着低迷萦绕在车里的斯普林斯廷1[1]的《我着火了》，贝司的乐段真迷人啊。

奥里就是这么发现我的。奥里，出售假冒的设计师品牌标签，保证可以无缝拼接到你的衣服、行李箱及其他男装饰品上。他十七岁，瘦得皮包骨头，坏笑的时候有点腼腆，和那些练摊儿的家伙一样，要不是在打仗，他绝不可能有吸引力，不过，只有他够鲁莽，胆敢把脑袋伸进我们的车，留意到我听什么歌，并且问我：“你喜欢这种？要不要再来点？”

奥里刚好瞄准了我唯一的软肋，让我根本无从拒绝。政府勒令关闭电台，只剩下两个频道不厌其烦地轮播乡村老歌，即便用我外婆的标准看也过时了。战后第二年，我实在腻味透了那些尽用树木和水桶之类比喻的老情歌。我想听鲍勃·迪伦、保罗·西蒙和约翰尼·卡什，甚至没有意识到我是如此想念他们。奥里第一次让我下车就带我穿过码头，走向那条三条腿的杂种狗，它看守着一只倒扣下来的板条箱，他让我尽情浏览深藏不露的好货色，全部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翻译得牛头不对马嘴的歌词抄写在信纸上，仔细地折叠好，塞进卡带盒里。不知道他有什么法术，竟然还有一个随声听，就凭这个，和他约会也算值了，所以，我们坐在他家桌子底下的地板上，一人戴一只耳塞，他让我欣赏他的藏品，并把他的手搁在我的大腿上。

我攒了好几个星期的钱，打算买一盒保罗·西蒙的《恩赐之地》，他说：“在打仗呢，你的钱没用了。”然后就吻了我。我记得那个吻让我吃了一惊，惊讶于他嘴唇的干燥和嘴里的湿润竟是如此不同，他吻我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之后还在想。

我们吻了三个多月，其间，我的音乐收藏品扩增三倍，可奥里就像那个年纪的很多男孩一样，突然消失了。我借了他的随声听，一连三个晚上都跑去我们常去的咖啡店，想把它还给他，最终，有人对我说他走了，他们也不知道他是被征入伍了，还是逃脱兵役了。我随身带着随声听，睡觉时也抱着，那或许能代表我想念他，但在其他物事接二连三地消失之前，他消失的事实是不可能被遗忘的。

那些年，我放任自己沉沦在无法无天却无伤大雅的战时世界里，外公却始终相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假装什么都没有被改变。现在我知道了，对他来说，和战局相比，失去老虎才是真正的打击；但我不知道的是，他的乐观与我的表现、与他拒绝承认他已经失去了我─至少有一阵子是─有没有太大关系呢？我们很少看到对方，后来许多年里都对此避而不谈，但我知道他的日常规矩都照旧进行，没有受战争影响，没有丝毫动摇：早餐时看报纸，喝我外婆煮的土耳其咖啡；私人通信都按照他的地址簿里的字母顺序排列；步行去市场买新鲜水果─随着战事推进，能买到什么就是什么，只要别空手回家就行；每周一和周三下午，他在大学里做一次讲座；午餐后要午睡；少许运动；在厨房餐桌旁吃点心，通常都是葵花籽；然后，在起居室里陪我妈和外婆待一两个钟头，有时聊天，有时不说话，只是坐着；晚餐，之后阅读一小时；上床睡觉。

我们有交流，但总是缺乏互相怜悯，总是没有意识到很多事情已是今非昔比。有一次，他强迫我留在家里，和大家一起过圣诞家庭聚会，我灌了一晚上干邑，因为我太清楚他不会当着客人的面训斥我。还有一次，我和奥里在一台破自动售货机后面亲热良久，回到家已是凌晨四点，眼线晕了，头发乱了，却发现外公在屋外的人行道上，刚刚看完急诊归来，正以儒雅风度推挡一个长腿金发美女的迫近，我很快反应过来，那是一个妓女。

“你瞧，我的外孙女来了。”我走近时听到他这么说，那口气真像个溺水的绝望人。他眼角的皱纹立刻舒展开来，显然松了一口气，在此之前我决不指望夜半归家时会有这样的待遇。我迈上人行道，站到他身旁，他立刻抓牢我的胳膊。“就是她，”他欢快地说道，“你瞧，她来了。”

“滚开。”我对妓女说，并且极其清醒地发觉自己的胸罩岌岌可危，只剩下一只背钩勉强搭住搭扣，随时都有可能松开，让这个场景更为尴尬。

外公给了风尘女五十第纳尔[2]，然后去开底楼的门锁，我在他身后，看着她扭着火柴棍般的细腿走远了，高跟鞋的跟一只高、一只低。

“你为什么要给她钱？”我们上楼时，我问他。

“你不应该那么粗鲁，”他说，“这不是我们对你的教养。”我们走向房门时，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因为可耻。”

那几年，我们的关系大致如此。外公和我陷入冷战僵局，但竟不自觉。他把我的零花钱扣到史上最低，我开始习惯把自己的房门锁上，猫在被窝里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