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孤儿院（第2/7页）

神父帮我们把两辆推车挪到修道院内院，一路上要先经过小礼拜堂外的几扇关闭的大门，再攀上钟塔下的阶梯，黄铜大钟正摇摇摆摆敲出震响，这钟声能飘上山顶。安通神父把修道院里的回廊称作“博物馆”，孩子们已经被叫出去了。白色长廊的上方有一排方形天窗，和教堂里的内堂平行。长廊两边的墙角整齐堆放着一些空睡袋。安通神父解释说，等新孤儿院建成，孩子们都搬过去住，这条走廊将用作陈列室，摆放老图书馆里的历史文物和当地艺术家的作品。

“本地艺术。”他颇为自豪地眨眨眼，带我们去看一面墙，更多的毕斯画像列成一排。这些画是用彩色蜡笔画的，有站着的狗，有细麻杆腿儿的狗，有三只眼的，有两条腿的，有的像蛤蟆，不乏各种奇形怪状的毕斯，有的画在纸巾上，有的画在报纸上或厕纸上，把这些画精心排布起来的人显然比艺术家们高出一截。长廊尽头的墙上嵌着一颗炮弹，周围的石灰和涂料都开裂了。

“那是颗炮弹。”佐拉不带任何情绪地说道。

“是的，”安通神父回答，“威尼斯的船打过来的。”然后，他指了指大海的方向。

孩子们正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自习，看起来像是古老的厨房。空壁炉十分巨大，墙角的木箱上有一只转轮，木架上摆放着好些本世纪初的铁器具，活像是能把人夹死的刑具。好多石碗在多层壁炉台上堆放成几排。一张老旧的单层渔网挂在门上，兜着一只脏兮兮的长毛绒蓝鱼玩具。屋子中央，安通神父的孩子们猫着腰坐在长条木凳上。桌子上有几只装铅笔和蜡笔的玻璃杯，色彩胡乱纷呈在纸上，倒也很艳丽，有些纸在孩子笔下，有些在屁股底下，还有些纸是用来擤鼻涕、折纸飞机或纸小鸟的。奇怪的是，这里十分安静。我们站在走廊里，能听到庭院里响起的嘹亮钟声，但在这间厨房里只有吸鼻子的声音、纸张的摩擦声，偶尔还有孩子挠头所发出的有节奏的轻响。他们都很瘦小，小脸苍白，但都挺结实。看管自习的是另一名僧侣，叫作帕索神父。他剃了光头，留了胡子，是个意大利人。他没有朝我们微笑。

我们原来计划把糖果留到注射后分发，好让孩子们耐心配合，还能用糖果安抚哭啼娃，哄哄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的胆小鬼，让昏过去的孩子醒过来，再收买几个活蹦乱跳要逃脱你的掌握并躺在地板上的小赖皮。然而，这间房是如此安静，小脑袋们都猫在纸头上，这情景触动了佐拉的某根神经，她把放在最上面的一盒糖果拆开，给大家看，并说道：“我们有糖。”话音一落，孩子们就簇拥过来，仍是静悄悄的，却把她拥在中间，眼巴巴朝冷藏箱里瞅着，走开的时候每人手里都有一袋奇波小糖果。开战之后他们大概就没再看到过这些小玩意儿，有些小孩甚至可能从没见过。佐拉在房间门口的楼梯上坐下来，分发糖果，我站在一边看，直到一个褐色头发、眼神镇定的小男孩走过来，拉住我的手，领我走进放满桌椅的厨房，让我看他的画。他有点苍白，但显然得到了细致的照料，当他凑近我、把他的画指给我看时，我闻到小脑袋上有股干净的味道。发现他也画了一张毕斯画像时，我一点儿也不惊讶，不过，他给那条狗画上了几只苹果绿的奶头。

“狗狗真好看。”我对他说。透过眼角的余光，我看到佐拉在看冷藏箱里还剩下多少糖果，又用眼光默数围拢她的孩子里有多少嘴里塞了糖、手里攥着糖纸，我猜得到她甚至妄想了片刻：要是能把一些糖果抢回来该多好啊。

“是阿罗的狗。”小男孩看也不看我就说道。

“阿罗是谁？”我问。

小男孩耸耸肩，又到那边要糖吃了。

这一整天，我不让自己去想我是多么思念外公。坐在那间闷热潮湿的大屋里，五颜六色、千奇百怪的狗画像摊在我眼前，却让我想到，外公在战争持续的那些年里搜集了许多我的旧玩意儿─洋娃娃，小衣服，书籍─送往下城区的孤儿院。他会乘电车去，但总是步行回家，我知道，他到家后最好不要打扰他。他们也失去过孩子，我是说外公和外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相隔不到一年，都是因为流产。这也是一件他们闭口不谈的事，我虽然知道，却记不起来是从哪里得知的，反正都是陈年往事，而且被尘封在绝对的沉默中，以至于我会经常忘却这件事。但只要我想起来，就会震惊于他们竟能撑下来，并把这件事死守在他俩之间，不让任何外人插嘴，同时还能齐心协力培养我的母亲，经常旅行，欢笑不断，再把我养育成人。

我开始为注射做准备，过了一会儿，佐拉分够了糖果，便过来帮我。早自习的纪律已然瓦解，孩子们挤在门口，看我们在走廊尽头的一间空屋子里摆好各种用具。安通神父和几个僧侣从地窖里搬上来一些塑料折叠桌，我们把桌腿扳直，铺上桌布，把装有注射器、无菌血浆瓶的盒子堆在照不到阳光的墙角，支起磅秤，铺好毛巾，把除虱区的水管和一盒盒药膏摆放好，接着，佐拉和帕索神父因为避孕用具争执起来，那是我们带给大一些的女孩们的。一切都搞定后，我们把温度计、热水瓶、一盒抗生素、碘酒、咳嗽药水和阿司匹林递交给僧侣们，都是些必备的应急药用品。孩子们还等着吃糖果呢，佐拉却越来越焦躁，因为她已经明白我们带来的糖果快见底了。她还发现，这里没有病历表，僧侣们没有孩子们的病史记录，所以我们要在注射之前给每个孩子手写一份。

给狗画了绿乳头的小男孩叫伊沃，他一言不发地站到磅秤上，看到压舌板就乖乖地张大嘴巴，微微侧过脑袋让我们测耳温，我们让他深呼吸时他就照做。他不想知道听诊器是干什么用的。佐拉一向和孩子们处得很好，尽管她坚称自己不想生孩子，她戴着手套在他头发里翻查时对那孩子说，虱子就像战士，很擅长安营扎寨，那孩子却毫无反应，头上也没找到虱子。当我割掉玻璃小药瓶的盖子、用针头抽取药液时，伊沃稍微有点好奇地看着我。我用酒精棉花擦了擦他的胳膊，再把针头扎进去，他看着针尖在手臂上压出一个浅浅的圆坑，丝毫没有退缩，等我在另一条手臂上扎针时，他索性看也不看了，只是坐在绿色塑料椅子里，双手安放在膝头，目不转睛地瞪着我。我们带了特别定购的儿童邦迪，印着海豚图案，或是穿着黄色紧身衣的山寨蜘蛛侠，我问他想要哪一种，他又耸耸肩，我就一样给了一片，可以让两条手臂不一样，其实再给几片也无所谓。但我有一种恐怖的想法：所有孩子都会像他这样不痛不痒，早已练出无动于衷的表情，不像普通人家的小孩撒娇使性子。所以，当下一个孩子踢我小腿时，我总算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