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大火

迦沃·盖乐

每周日下午，哪怕是战争最惨烈的阶段，本城最伟大的医生们都会聚在巴涅维奇老城餐馆的露天座里，抽烟喝酒，谈古论今，谈资里还少不了耸人听闻的病患、匪夷所思的病例，然后是互相吹捧高明的诊断、高超的医术，午餐从下午三点开始，座位是预留的，这个铁定的规矩已保留了差不多六十年。

全是名医：教授，肾病专家，心脏病专家，医学院导师，肿瘤专家，整形外科医生，以及一群在医学界始终举足轻重的退休医生，哪怕他们的功绩已是几十年前的老账。转来转去就是那几个人，彼此知根知底，但就着核桃拉奇加、热面包、蒜香红辣椒和一盘盘烤肉，他们也会互相提醒要先忆苦，再思甜，反正功业都已确凿地留在历史里，谁也抹不掉，更何况还被口耳相传，越发神乎其神。

外公也常是其中一员。同桌的人里不乏他年轻时代在医学院千辛万苦才比肩同侪的前辈，虽然谦逊的他一贯在事业上保持低调，但我猜想，他也需要时不时地想起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他没有开办癌症专家诊所，也没得什么国家级医学研究奖项；他获得赞誉是因为他恪尽职守，无论是诊断，还是在医学院里执行手术都不曾失误，并且极力推动穷苦农民享受医疗服务的维权活动，但要说他最出名的事迹，当属挽救了元帅的宝贵生命─堪比苏黎世某些著名外科医生才有的荣耀，且不说这是好是坏吧。

因为外公不愿提自己的陈年往事，更喜欢表扬我的成绩，所以在我上医学院之前对那件事只有依稀的印象。我知道元帅亲笔书写的感谢信就搁在外公写字台最上面的抽屉里；我也知道，元帅送来自家果园丰收后酿成的最上乘的榅桲拉奇加，自我有记忆以来就原封不动地藏在外公的酒柜最里头。

让我知道个中细节的人，其实是第一学期病理学课的导师助理，他特别崇拜我外公，尽管他所知的细节也是道听途说来的，连二手消息都算不上，七八手都有。据他说，三十年多前的夏天，外公和外婆在我们家波若夫湖的别墅里为军事医学院肿瘤科的头头举办了一场婚宴派对。

“维瑞莫夫。”我纠正了他的错误。

“正是。”助理说。

反正就是那场婚礼。夜里，派对高潮迭起时，邻村的一个酒馆老板突然绝望地从车道上跑下来。这一幕还真不好形容：在舞池里吹喇叭的村民喝高并跑调，医生们和夫人们照跳不误；实习生和实验室助理们在大屋后面的小树林里醉醺醺地接吻；彻底喝醉的皮肤病专家拦腰挂在门廊栏杆上；整个大学医疗部都挤在我家湖边老屋里、花园里；而外公呢，担任着眉头紧锁、怒气冲冲的哨兵，刚刚把一头栽进玫瑰丛的风湿病科主任拔出来。酒馆小老板跑到小路上，挥动双臂，说：我们需要大夫，大夫在哪里？─上帝啊，赐给我们一个大夫吧，有人快死啦！俨如奇迹，外公成了唯一可用的、清醒的大夫，他立刻披上外套，直奔村里，拦下只会捣鼓草药、业已吓傻的庸医─作为村里唯一有资历的医者，他把病况误诊为食物中毒，并用生薄荷作为解药让病人服用了。

病人，当然，也就是元帅本人。他正要去弗尔戈拉茨城开会，途中因过量食用枣椰壳大蒜汤得了病。因为此行没带私人医生，他不得不在三十个全副武装的警卫陪同下，冲到最近的医疗机构─两间屋的小平房。酒馆小老板吓坏了，因为枣椰壳是在他的店里料理的。等我外公赶到诊所时，病人已经半死不活了，外公凭本能就判断出，问题不在于食物中毒，和食物压根儿没关系。

外公看了看病人，脸色发绿，根本认不出是谁。“你个笨蛋龟儿子！”他这话倒不是针对谁说的（不过，据说在场的每个人都吓得尿裤子了）。“你干吗不索性给他脑壳一枪，还能早点腾出这张床。”十五分钟后，半昏迷的病人被抬到了手术台上，外公划开腹腔，把一寸又一寸受到感染的肠子拉出元帅的体外，在他肩头堆成一个血红色的大圆环。酒馆老板、五花八门的警卫员、大概还有一两个护士，都被外公的暴行吓得面无人色；但其中有几人在外公身边站成一列，轻轻拍打肠壁，尽量清除阑尾上的脓液，他们的外套和防风镜都溅到了血。

我记得那个助理闪着期待的眼神说完这个故事，等着我透露些更详实、更隐秘的细节回报他。

大学录取名单公布后，我和佐拉都几次三番确认，我们都进入了前五百名有奖学金的名单，外公问我为什么决定当医生。关于这个问题，他早就在名医午餐会上吹嘘过自己的想法了，也跟不少病人讲过，但我不知道他指望我说什么，于是我说：“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所以该去做。”

这是实话─启迪我的，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清楚的愧疚感，愧疚同时化身为帮助他人的渴望，因为我们在新闻里知晓了他们的疾苦，早已习惯把他们的挣扎定义为我们奋斗的理由、争辩时必须涉及的议题，并使我们那些微不足道的叛逆充满正义感。

多年来，我们在战争面前努力伪装出漠不关心的姿态，现在终战了─甚至未曾伤及本城的我们就突然告终时，愤慨之感也油然而生。任何事情都能成为高尚的重负和理由。我们在生物学、有机化学和临床病理学的课堂里奋斗；沿袭医学院的一切惯例，无论是考试前的狂欢，还是吉卜赛女人的敲诈─她们总在大学校园里利用迷信的考生的恐惧心理威胁他们：不给钱，就挂科。我们为一切奋斗，而首要的原因是，我们要证明自己配得上医学院，要击败不断涌现的报纸专版─他们宣称本城的战后一代注定失败。当年，我们十七岁，对一切都义愤填膺，因为我们不知道面对战争结束这个事实还能怎么办。多年抗争不说，后面还有一辈子呢。这种矛盾我们不一定能理解─我们为之盛怒，反复思量，紧抓不放，视其为我们哪儿也去不成、什么也做不了、哪个伟人也当不了的根本原因，它却占据了一切的中心，并强迫我们做出选择，然而，选择的根基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我们却念念不忘，当作是与生俱来、难以实现的特权，巴不得为之付出所有。

有一阵子，我想去帮助女性群体─被强暴的女性；男人们走在地雷阵里的时候，在地下室里生孩子的女人们；在战争中被殴打、毁容、重残的女性，而施暴的男人们通常是她们的同胞而非敌人。我不肯承认：等我成为合格的援助者时，这些特定的受害者已不再需要我的帮助。这样的决定会让十七岁的你自以为是。你尚且不知战争有多少后遗症，你一无所知。年少轻狂时，我们无法限制激情，以便从容地生活在战争的枷锁下；如今，我们却又无法割舍那种激情，无法自控。因此，所有重大的决定都基于一种假设：战争及其迅猛的余波将永远存在。希求整形手术的人被视为没出息的后进生，于是，你转而投奔整形外科手术中的截肢康复术。至于美容整形手术，想都甭想，除非你要专攻面部重造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