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斗争 绝对现代化

啊,这个想挖苦挖苦历史、贝多芬、毕加索,来刺激大褐熊,惹他光火的亲爱的保罗,他在我脑海里和我的一本小说的人物雅罗米尔混淆起来,这本小说我完成初稿到今天整整有二十年了,读者将在后面的一章里看见我留了一本在蒙帕纳斯的一家酒吧间里,是给阿弗纳琉斯教授的。

一九四八年的布拉格,雅罗米尔十八岁,对现代诗、德思诺斯、艾吕雅、布勒东、奈兹瓦尔爱得要死;学他们的样,他把兰波在《地狱里的一季》中写的句子“应该绝对现代化”当做自己的口号。而在布拉格突然之间表现得绝对现代化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它立即粗暴地谴责雅罗米尔爱得要死的现代艺术。于是我们的主人公在几个朋友(对现代艺术同样爱得要死)的面前,冷嘲热讽地否定他曾经喜爱过的一切(他曾经真正地、由衷地喜爱过的一切),为的是不违背“绝对现代化”的伟大命令。在他的否定里,他投入了一个希望通过粗暴行动,进入成年人生活的少年的全部狂热、全部热情。他的朋友们看见他怎样固执地否定他曾经视为最珍贵的一切,他曾经经历过也愿意经历的一切,看见他否定毕加索、达利、布勒东和兰波,看见他以列宁和红军(在当时代表了现代化的顶峰)的名义否定他们。他的朋友们喉咙哽住,先是感到惊奇,接着感到恶心,最后感到了害怕。这个少年赞成那些声明自己是现代化的事物,并不是出于卑怯(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而赞成,而是像忍受着痛苦,牺牲自己心爱东西的人那样出于勇敢而赞成;他的这种公开表现,是的,他的这种公开表现确实有着可怕的成分(预兆着迫在眉睫的“恐怖”的可怕,监禁和绞刑的可怕)。也许当时有人一边观察他,一边对自己说:“雅罗米尔是他自己的掘墓人的同盟者。”

当然,保罗和雅罗米尔一点儿也不相像。他们惟一的共同点正是满腔热情地坚信“应该绝对现代化”。“绝对现代化”是一个内容变化不定而且难以把握的概念。在一八七二年,兰波肯定没有想到,在这些字里面有着几百万座列宁和斯大林的半身像;他更加没有想到广告影片、彩色照片或者摇滚歌星的心醉神迷的脸。但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绝对现代化意味着:决不对现代化的内容提出质疑,完全听命于它,正如完全听命于绝对一样,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怀疑。

完全和雅罗米尔一样,保罗知道明天的现代性和今天的现代性不同,对现代化的“永恒需要”来说,应该善于抛弃它的暂时的内容,正如对兰波的“口号”来说,应该善于抛弃兰波的“诗”。在一九六八年的巴黎,大学生们采用了一种比雅罗米尔在一九四八年的布拉格采用的还要激进得多的术语,拒绝接受眼前的世界:舒适、市场、广告的表面世界;把连续剧塞满人脑袋的愚蠢的大众文化的世界;父辈的世界。在这个时期,保罗在街垒上度过了几天,他的嗓音响得像二十年前雅罗米尔的嗓音一样坚决;任什么也不能使他屈服,在大学生的造反伸给他的手臂的支持下,他离开了父辈的世界,在三十五岁上终于变成了成年人。

随着岁月流逝,他的女儿长大了,在眼前的世界里,在电视、摇滚乐、广告、大众文化及其连续剧的世界里,在歌星、汽车、时装、豪华食品和上升到明星之列的工业界风雅人士的世界里,感到很舒服自在。保罗能够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立场来对付教授、警察、市长和部长,却完全不知道怎样坚持自己的立场来对付自己的女儿:她喜欢坐在他的膝头上,不像他为了进入成年所做的那样,一点儿也不急于离开父辈的世界。正相反,她希望尽可能长久地和她的宽大为怀的爸爸住在同一屋檐下,他(几乎感动地)允许她每个星期六跟她的小情人睡在父母卧房的旁边。

一个人不再年轻,又有了一个和自己在她那个年纪时完全不同的女儿,绝对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呢?保罗毫不困难地找到了答案:绝对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与自己的女儿绝对同化。

我设想保罗在阿涅丝和布丽吉特的陪同下,坐在晚饭桌前。布丽吉特在椅子上侧转身子,一边望着电视屏幕,一边咀嚼。三个人中没有一个人说话,因为电视的声音太响。保罗脑子里一直响着大褐熊的那句令人沮丧的话,大褐熊把他称为他自己的掘墓人的同盟者。接着布丽吉特的笑声打断了他的思路:屏幕上出现了广告,一个刚满一岁的赤身裸体的男孩一边从便盆上立起来,一边拉背后的那卷卫生纸,洁白的卫生纸像新娘的结婚礼服庄严的拖裙一样摊开。保罗想起他最近十分惊讶地发现,布丽吉特从来没有念过兰波的诗。由于他自己在布丽吉特这个年纪上多么喜爱兰波,他可以完全有理由把她看成是自己的掘墓人。

他听着女儿的爽朗笑声,感到了几分忧郁,他女儿不知道大诗人,却十分欣赏电视里的那些荒唐东西。接着他问自己:说实在的,他为什么这么喜爱兰波?怎么会产生这种喜爱的?他是被兰波的诗迷住了吗?不。兰波当时在他心中是和托洛茨基、毛泽东、卡斯特罗混同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革命大杂烩。他首先知道兰波的东西是大家反复高喊的口号:改变生活。(为了提出这样一个平庸的说法,倒好像需要一个天才诗人似的……)也许保罗后来是念了兰波的一些诗;其中有些他熟记在心,而且喜爱上了它们。但是他从来没有念过他所有的诗:只念过他周围的人向他谈起的那些为他所喜爱的诗,而他周围的人谈到它们,也多亏了另外一些周围的人的推荐。兰波因此不是他的从审美观出发的爱,也许他就从来不曾有过任何从审美观出发的爱。他站到兰波的旗帜下,正像别人站到任何旗帜下一样,正像别人加入某政党或支持某球队一样。实际上兰波的诗给他带来了什么变化呢?只有属于喜爱兰波的诗的那种人的骄傲。

保罗经常回想起他新近和大褐熊之间的一次谈话:是的,他夸大其辞,他让自己被一些悖论所左右,他向大褐熊以及所有别的人挑衅。但是总而言之,他说的不是真情实话吗?大褐熊怀着那么大的敬意尊为“文化”的东西,不是我们的幻想吗?当然有几分美,几分宝贵,但是对我们来说,远没有我们敢于承认的那么重要。

几天以前保罗在布丽吉特面前,力求重新使用相同的词语,发挥那些触怒大褐熊的想法。他想知道他女儿有什么反应。她不仅没有对那些挑衅的用语感到愤慨,反而准备走得更加远得多。对保罗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个。因为他越来越依恋他的女儿,近几年来他不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征求她的意见。他最初这样做也许出于一种符合教育学的关切,是为了迫使她关心一些重大的事,但是很快地角色就不知不觉地互相掉换了:他不再像一位用提问来鼓励一个害羞的女学生的老师,而是像一个对自己没有信心的、向女通灵者求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