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斗争 希望不朽的手势

贝蒂娜头一个爱的对象是她的哥哥克莱芒斯，未来的浪漫派大诗人；后来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她爱上了歌德，崇拜贝多芬，爱上她的丈夫，也是大诗人的阿辛·冯·阿尼姆；接下来她迷恋赫尔曼·冯·皮克勒-穆斯科伯爵，他不是大诗人，却写过一些书（而且她就是把《歌德和一个女孩子的通信》献给他的）；后来在近五十岁时她对两个年轻人，菲利普·纳多西阿斯和朱利阿斯·杜林，有了一种半性爱半母爱的感情，他们不写书，却与她互相通信（她发表了其中一部分信件）；她钦佩卡尔·马克思，有一天她正在他的未婚妻燕妮家里作客，便逼着他陪她在黑漆漆的夜里散了很长时间的步（马克思丝毫不想散步，他喜欢陪伴燕妮胜过喜欢陪伴她；然而这个能使世界来个翻天覆地变化的人，却没有力量抵抗曾经和歌德十分亲近的女人）；她对弗朗兹·李斯特有过偏爱，不过是在暗中的，因为她很快地就宣布厌烦了李斯特追逐光荣的偏好；她试图满腔热情地帮助精神有问题的画家卡尔·布莱希尔（她蔑视他的妻子正如她从前蔑视歌德夫人）；她和萨克森-魏玛的王位继承人查理-亚历山大书信来往；她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写了《国王的书》，书中陈述了国王对臣民的责任；后来她出版了《穷人的书》，书中描写了人民的可怕的苦难，她再次找到国王，要他释放被控告策划共产主义阴谋的威廉·弗里德里希·施罗费尔；不久以后她又出面找他帮忙，为的是救出路德维克·梅罗斯瓦夫斯基，波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当时关在普鲁士监狱等候处决。她崇拜的最后一个人，她从来没有和他相遇：这是裴多菲·山陀尔，匈牙利诗人，二十四岁死于一八四九年起义军的队伍中。因此她不仅让全世界知道了一位大诗人（她叫他Sonnengott，“太阳神”），更让大家知道了当时在欧洲几乎不为人所知的诗人的祖国。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发起了第一次反斯大林的大规模起义，起来反抗俄罗斯帝国，如果我们还记得当时他们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就会认识到贝蒂娜通过她的那些爱，出现在从十八世纪到我们这个世纪中叶的广大的欧洲历史领域里。英勇的、顽强的贝蒂娜：历史的仙女，历史的女祭司。我说女祭司说得很正确，因为历史对她来说，是（所有她的朋友都用相同的隐喻）“上帝的化身”。

有时她的朋友责备她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物质状况想得不够，责备她毫不计较地为别人牺牲自己。

“你们说的那些我不感兴趣。我不是一个会计。瞧，我就是我！”她回答，指尖点着胸口，正好是两只乳房中间。接着她头微微向后仰，脸上蒙着微笑，把她双臂突然但是优美地朝前投去。在动作开始时，手指还都挨在一起；胳膊到动作结束时才分开，手掌张开得很大很大。

不，您别弄错。洛拉在上一章也曾有过相同的手势，那是在她宣布想做点“什么事”的时候。让我们回忆当时的情况：

“洛拉，不应该干蠢事。任何一个男人都不值得你为他痛苦。想着我，想着有我在爱你。”当阿涅丝这么说了以后，洛拉回答：“可是我想做点什么事，我那么想做点什么事！”

这样说的时候，她隐隐约约地想到了跟另外一个男人睡觉。她已经常常有这个念头，而且跟她自杀的愿望丝毫不矛盾。这是两种极端的，然而在一个受辱的女人身上完全合法的反应。她的朦朦胧胧的不忠实的梦想被阿涅丝的不适当的介入打断了，阿涅丝想把事情问个清楚：

“什么事？什么事？”

洛拉明白在刚提到自杀之后立刻又提到不忠实会显得可笑，因此感到很窘，仅仅又重复了一次她的“什么事”。因为阿涅丝的眼光要求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所以她至少要用一个手势尽可能给这句如此不明确的话一个意义：她把双手放在胸口上，然后又把双手投向前。

她是怎么突然想起做出这个手势的呢？很难说清楚。她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正像给忘了台词的演员提台词一样，一定有一个不知其名者给她提示该做这个手势。这个手势虽然没有表达出什么具体的东西，但是它让人明白了“做点什么事”意味着自我牺牲，把自己奉献给世界，把灵魂像一只白鸽一样送向蔚蓝的远方。

几分钟以前，洛拉肯定还想不到拿着一个捐款箱到地铁车站去的计划，如果她不把手指放到她的两个乳房中间，再把两臂投向前，显然她也决不会想出这个计划来。这个手势仿佛具有自己的意志：它指挥，她照着做。

洛拉的手势和贝蒂娜的手势是相同的，在洛拉想帮助遥远国家的黑人的愿望，和贝蒂娜想救被判处死刑的波兰人的努力之间，肯定也有一定的联系。然而拿她们作比较肯定是不恰当的。我不能想像贝蒂娜·冯·阿尼姆拿着一个捐款箱在地铁车站乞讨。贝蒂娜对慈善事业毫无兴趣。她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有钱女人，为了打发时间，筹办募捐活动去救济穷人。她对待仆人很严厉，甚至招来了她丈夫的指责（“仆人也有灵魂”，他在一封信中提醒她）。促使她行动的并不是对善行的热爱，而是想直接地、亲身地与上帝接触的愿望，她相信上帝化身在历史里。所有她那些对名人（其余的人她不感兴趣）的爱只是一张蹦床，她让自己的全部分量落在上面，然后弹起来，弹得很高，一直弹到她的（化身在历史里的）上帝存在的这片天空里。

是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请注意！洛拉也不像那些主持慈善协会的善心太太。她没有养成施舍乞丐的习惯。她在他们跟前，离着仅仅两三米，她也看不见他们。她得了精神上的老花眼症。黑人身上的肉一块块地掉，虽然离开她四千公里，她却觉得比较近。当她做出这个手势，用双臂把她的灵魂送去时，他们恰好站在地平线的那端。

然而在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波兰人和那些生麻风病的黑人之间，有着一个区别！在贝蒂娜身上是介入历史，在洛拉身上变成了普通的慈善行为。但是洛拉在历史里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世界历史连同它的革命、它的乌托邦、它的希望、它的恐惧，已经离开了欧洲，只留下了怀旧情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法国人才使慈善事业国际化。激发她去做好事的不是基督教的对邻人的爱（譬如像美国人那样），而是对失去的历史的怀念，想把它召回来的愿望，希望自己至少能以为黑人募捐用的红色捐款箱的形式出现在它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