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早晨（第3/4页）

的人物，甚至是富有魅力的人。我今天仍记得，特别是在 1936年和1937年，在仆役厅里那些围着“德国大使”团团转的来访官员的所有谈话。从谈话便可清楚地了解到，这个国家里许多最显贵的女士们和绅士们都非常爱戴他。正如我刚才所说，最令人厌烦的便是不得不听到这同样一批人而今谈起那些年月的情况，尤其是部分人曾谈及勋爵阁下的那些话。倘若你能看到那些人在那些日子的哪怕一部分的宾客名单，那么他们那极大的伪善也就昭然若揭了；于是你不仅会了解到里宾特洛甫先生在那同样一批人的餐桌旁就餐的频繁程度，而且还能了解到他是作为贵宾经常出席宴会的。

而后你又会再次听到那同样的一批人的谈话，仿佛达林顿勋爵在那些岁月里几次访问德国期间曾做了些不同寻常的事，而得到了来自纳粹分子的热情款待。倘若，比如说《泰晤士报》哪怕只公布一份纽伦堡大会期间由德国人举办的宴会宾客名单的话，那我料想那些人就不会如此津津乐道了。事实上，英格兰最显贵、最受人尊敬的女士和绅士们都享受到了德国领导人的殷勤款待，并且我可以人格担保，这些人的绝大部分回国时带回的也只有对其东道主的赞美和钦佩。今天，任何人如果暗示达林顿勋爵曾隐秘地与某位家喻户晓的敌人建立过联络关系，那他也仅仅方便的忘掉了那个时期的真实情况。

还需要说明的是，声称达林顿勋爵是反犹太分子，或者声称他曾与类似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那样的组织有过密切联系，这类胡言乱语是何等的卑鄙无耻。这类胡言乱言只是由于全然不知勋爵阁下属于何种绅士而产生的。事实上，达林顿勋爵是憎恶反犹太主义的；在好几次他单独在反犹太情绪的场合，我都耳闻他表达了他的厌恶之情。有断言称勋爵阁下从不允许犹太人踏入这府内一步、或是他从不允许雇用犹太员工，这都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或许，除了关于在三十年代发生的一件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那件小事曾遭到完全言过其实的指责。至于谈到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我惟一能说的便是，任何将勋爵阁下与此类人相提并论的说法都是相当荒谬的。曾领导过“黑衫党”的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曾到过达林顿府，我可以担保，那至多不超过三次，而且那几次访问全都发生在该组织的早期阶段，那时该组织还尚未背离其原本的宗旨。一旦“黑衫党”运动的丑陋嘴脸大白于天下，，公允地说，勋爵阁下比绝大多数人更快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达林顿勋爵便再也不和这类人往来了。

不管怎样说，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核心而言，这类组织全都是枝节问题。你可能会理解，达林顿勋爵属于那一类绅士，他注重只从事那些处于事情核心的工作，而且在那些岁月里，通过他的不懈努力所聚集的那些人物与那类讨厌而又不足挂齿的团体是那么格格不入，其差异的程度如任何人所能设想的那样。那些人物不仅尤为突出地值得尊敬，而且他们曾在英国社交活动中产生过真正的影响：他们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以及牧师。事实上，这些人物中有些是犹太人，仅此事实便足以说明：有关勋爵阁下的许多传闻是多么的荒谬啊！

可我有点离题太远了。刚才我正谈及银器、以及当哈利法克斯勋爵在达林顿府内与里宾特洛甫先生会晤的那个夜晚，那些银器曾如何给他留下了那般恰如其分的印象。请允许我讲清楚一点，我哪怕在任何一刻也不曾暗示：仅仅是由于那银器的缘故，那对我雇主原将成为令人遗憾的夜晚却变得那样令人兴奋不已。可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达林顿勋爵曾亲口指出，至少那些银器曾是改变其客人那天晚上的情绪的一个小小因素。以一种满足的喜悦心情来回顾这类例证也许并不会让人感到可笑。

我们业内人士中确有部分人会固执己见，认为为什么样的雇主服务最终都几乎没有多大关系；他们坚信那类盛行于我们这一代人中的理想主义也即我们男管家应该力争去为那些推进人类事业的伟人效力的观念仅仅是一种超凡脱俗的言论，在现实生活中是丝毫没有根基的。可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散布此种怀疑论的那些人无一例外地成为我们行业中的最平庸之辈他们知道他们缺乏向任何显要位置靠近的能力，而且他们只渴求将尽可能多的人拖至其自身的低水准那么人们便很难心甘情愿地去认真考虑他们的主张。可尽管如此，能够列举自己职业生涯中的若干例证，而这些例证又可以极其清楚而又突出地说明那些人是多么的荒谬，这仍就是件令人满意的事。当然啰，一个人追求为其雇主提供广泛而又持久的服务，其价值绝对不能只降至几个特殊之例证上比如有关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例子。但是我要说的是，正是这类例证才能永久性地形象说明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那就是此人曾享有殊荣，在伟大事业的真正支撑点从事其职业。而且此人或许有权利感到一种满足，这种满足是那些甘愿为平庸雇主效力的人所永远无法理解的这种满足感使此人能够以某种理由、而且以无论如何也不过分的方式宣称：其艰辛努力是对历史进展的贡献的一部分。

也许人不应该对过去回顾这么多。毕竟，摆在我面前的仍是将需要我去提供许多年的服务。法拉戴先生不仅是一位最好的雇主，而且他是那种美国绅士，你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去对他展示在英格兰所有被视为最佳水准的服务。那么，这就有必要将注意力集中于现在；并且有必要去防范因在过去也许已取得的成就而滋生任何自鸣得意的情绪。因为，不得不承认，在刚过去的几个月中，达林顿府内的许多事情并不完全尽如人意。最近就曾暴露出了数次小差错，这包括去年四月与银器相关的那件小事。十分幸运的是，那件事不是在法拉戴先生有客人的时候发生的，即使如此，对我来说那也是一件真正让人尴尬的事。

那事发生在一天上午用早餐的时候，法拉戴先生本人不是出于友善、就是因为他是美国人而不曾意识到那差错的程度在整个过程中不曾对我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他就那么端坐着，只是拿起那把餐叉，极其迅速地观察了一下，用一个指头尖碰了碰叉尖，而后将其注意力转回到早上报纸的大字标题上去。他的全部动作都是以漫不经心的样子做出来的，可我当然已察觉出所发生的情况，于是我立刻走过去把那引人恼怒的餐叉拿开。由于我心情杂乱，我也许实际上行动得稍嫌太快了点，于是法拉戴先生显得有点吃惊：“啊，史蒂文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