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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们走进厨房，西尔维坐在月光里，正等着我们。餐具已摆好，我们能闻出培根已经煎过。西尔维走到炉旁，开始在平底锅边上磕开鸡蛋，让它们嗖的落在油脂里。我明白这份沉默的意味，露西尔也明白。那意味着在一个如此平静的夜晚，在蓝色的幽光里，在满耳昆虫的叽叽喳喳、肥胖的老狗拽拉链条的撞击摩擦和邻居庭院里的丁当铃响中——在这样一个无边无垠、隐隐发光的夜晚，我们该用更灵敏的感官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就像，例如两个人，一人静静躺在漆黑的屋里，却知道另一人何时是醒着的。

我们坐着，谛听刀具的碰擦声，西尔维给吐司涂上黄油，堆成一叠；我们的脚后跟，以柔和缓慢的节奏，与椅腿碰撞；眼睛，透过变形、鼓泡的窗户，盯着外面更亮的黑暗。这时，露西尔开始抓挠手臂和膝盖。“我肯定是碰到什么东西了。”她说，然后站起，拉了一下吊灯的开关线。窗户一黑，杂乱的厨房仿佛霍然冒将出来，与先前的情景形成天壤之别，好似今世和原始的黑暗世界一样遥远。我们看见，吃饭用的盘子是洗涤剂盒子里附赠的，喝水用的是凝胶玻璃杯。（西尔维把她母亲的瓷具装进箱子，堆在炉旁的角落——她说，万一真正需要时可用。）露西尔吓了我们大家一跳，屋子里豁然洒满光，让成摞的锅碗瓢盆显形，两扇柜门已与铰链松脱，靠装瓷具的箱子顶着。桌椅、橱柜和柜门此前漆成浓郁的白色，一层覆一层，一年接一年，可如今，最后一层也成熟发黄，像变质的奶油。到处都有油漆剥落破损。一大片烟熏的黑影，隐约爬上墙壁，布满炉子上方的天花板，火炉管上和橱柜顶部粘着厚厚的灰尘。最教人沮丧的大概是露西尔桌子那边的窗帘，有一次因为生日蛋糕摆得太近，起火烧掉了半幅。西尔维用一本过期的《好管家》杂志扑灭了火焰，却始终没有更换窗帘。那是我的生日，蛋糕是个惊喜，还有粉红的奥纶开衫，抵肩处缀有仿造的小粒珍珠，此外还有育儿袋里装着海杉木的陶瓷袋鼠。西尔维对这件事意兴盎然，窗帘也许唤起了她的回忆。

灯光下，我们惊惶失措。露西尔又猛地拉了一下开关线，力道之大，线头上的小铃铛弹到天花板，随后我们不自在地坐在一种夸张的黑暗中。露西尔摇晃起她的腿。“西尔维，你的丈夫在哪儿？”

沉默的时间比耸肩所需的稍长一点。“我看他未必知道我在哪儿。”

“你们的婚姻维持了多久？”

西尔维似乎对这个问题略感震惊，“嗨，露西尔，我现在还是已婚之身。”

“既然如此，那他在哪儿？他是海员？他在坐牢？”

西尔维笑了起来，“你把他说得神秘兮兮的。”

“所以他没在坐牢。”

“我们失去联络已有一段时间。”

露西尔故意大声叹了一口气，晃动双腿，“我不相信你有过丈夫。”

西尔维泰然地回道：“随你怎么想，露西尔。”

这时，食品储藏室里的蟋蟀又叫了起来，窗户泛着光，坏损的桌子和桌上摆放的杂物，皆呈现冷冽的佛青色，杂乱无章的日常生活，置于一艘沉船的甲板上。露西尔又叹了口气，同意不开灯。西尔维如释重负，我也一样。“我的丈夫，”西尔维说，作为和解的表示，“我在他服役时遇见他的。他在太平洋上打仗，实际的工作是修理汽车和各种东西。我可以找张相片……”

起先露西尔猜想我们的姨父在战争中丧了生或失了踪，西尔维因伤心而神志错乱。有一阵子，她原谅了西尔维的一切，直到西尔维，在屡次被追索她丈夫的相片后，终于拿出一张水手照，那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从此，露西尔再也不原谅她任何事。她坚持晚饭时必须开灯，她找出三套瓷具，开始要求吃肉和蔬菜。西尔维把买菜的钱给了她，至于自己，她把咸饼干揣在口袋里，晚上一边散步一边吃，撇下露西尔和我在亮灯的厨房，窗户黑漆漆，什么也看不见。

在管家方面，西尔维还有别的惹恼露西尔的地方。例如，西尔维的房间保持了我外祖母离去时的原样，但壁橱和抽屉几乎是空的，西尔维把她的衣服，乃至发刷和牙粉都放在床底下的一个纸板箱里。她睡在床罩上面，盖一条被子，白天，她把被子也塞到床底下。这些习惯（她总是和衣而睡，起先连鞋也不脱，后来，过了一两个月后，把鞋子放在枕头下）明显是游民的习惯，触犯了露西尔的分寸感。她会揣测，学校里有些精心打扮、时髦洋气的女孩，那些她仅叫得出名字、境遇上绝无可能有交集会让她们窥知我们生活中这些细节的女孩，假如看见我们的姨妈把脚搁在枕头上（她经常倒过来，头睡在低处，当做一种治疗失眠的方法）会作何感想。露西尔有个手帕交，叫露赛特·布朗尼，她对她既畏惧又崇拜，不停幻想自己透过她的眼睛看待一切。这些假想的非难，令露西尔苦恼受伤。有一次，因为天气暖和，西尔维把被褥和枕头搬到外面，睡在草坪上。露西尔的脸涨得通红，眼中噙满泪水。“露赛特·布朗尼的母亲送她去斯波坎上芭蕾舞课，”她告诉我，“所有服装都是她母亲亲手缝制的。现在，她送她去那不勒斯学指挥。”诚然，这样的比较让西尔维相形见绌，然而，她睡在草坪上，偶尔睡在车里，她对各类报纸的兴趣，不问日期，她用猪肉菜豆罐头做三明治，这些令我感到放心。在我看来，假如她可以在这儿照样过着流浪的生活，那么就不一定要走。

露西尔痛恨一切无常的东西。有一次，西尔维带着她在火车站收集的报纸回到家。吃饭时，她告诉我们，她遇到一位女士，聊得很愉快，那位女士藏身在车厢下的牵引杆上，从南达科他州来，途经这儿，准备去波特兰，看她表哥被绞死。

露西尔放下叉子，“你为什么和这种烂人扯上关系？真丢脸！”

西尔维耸了耸肩，“我没有扯上关系。她甚至没法来吃晚饭。”

“你请她了？”

“她担心错过要转的车。他们绞死人时总是动作迅速，绝不延搁。”露西尔把头枕在手臂上，一语不发。“她是他唯一的亲人，”西尔维解释，“除此以外，只有他父亲，就是那个被勒死的……她能来，我觉得很感激。”一阵沉默。“我不会用‘烂人’这个词，露西尔。她可没有勒死人。”

露西尔没有说话。西尔维未得要领。她不可能知道，露赛特·布朗尼的母亲放下了手中的针线活，抬起头（露西尔告诉我，当时她正在绣擦碗碟的餐巾，那是给露赛特的嫁妆），表情惊愕困惑。神志清晰稳定的人会对这样的故事作何反应？此时的露西尔扮演着中间人，夹在西尔维和那些俨然却专断的仲裁人之间，他们不断对我们的生活指指点点。露西尔大概会说：“西尔维不明白，没有人和离地十二英寸、仰天飞驰几千英里，而且是去看一场绞刑的人交朋友。”露赛特·布朗尼的母亲也许会说：“无视法律不可原谅。”露赛特·布朗尼会说：“无视法律是犯罪，妈妈！”有时，我觉得露西尔试图以调解人的身份疏通审判我们的法官，她可能会说：“西尔维没有恶意。”或“西尔维像我们的母亲。”或“西尔维梳头时样子美极了。”或“西尔维是我们唯一的亲人。她能来，我们觉得很感激。”在说出口的同时，露西尔想必明白这样的说辞是多余的。她本身怀着同情看待西尔维，但既不宽恕也不容忍。有一次，露西尔和我在去邮局途中看见，在纪念阵亡战士的休闲小公园里，西尔维躺在长椅上，脚踝和手臂分别交叉，脸上罩着一张报纸。露西尔踏进丁香花丛。“我们该怎么办？”她气得脸色煞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