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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张药方收好。‘我该付您多少钱？’

“‘不用付。’

“他扭扭捏捏地走了。到了拐角那儿，他又转过身来。

“‘配了药，把它藏在您妻子找得到的地方。这件事您千万不要跟她谈起。她知道。她真了不起啊。’

“‘海伦，’我跟她说，‘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病了。为什么你一点都不跟我讲？’

“‘不要折磨我了，’她有气无力地答道，‘让我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吧。’

“‘你不愿意谈它吗？’

“她摇了摇头。‘也没有什么好谈的。’

“‘难道没有什么事情我能帮助你吗？’

“‘没有，我最亲爱的，’她说，‘这一回，你是没法帮助我了。要是你能，我早告诉你啦。’

“‘我手头还有那一小幅德加的画。在这儿，我可以把它卖掉。在比亚里茨，有钱人有的是。卖掉以后，那笔钱是够你住医院的。’

“‘难道要让我被捕不成？再说，那也没有一点好处。相信我吧！’

“‘难道就严重到这种程度了吗？’

“她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色是那么苦恼，那么悲惨，弄得我不敢再问她了。我决定去找杜布瓦，再问他一下。”

施瓦茨不吱声了。“她患的是癌症吗？”我问。

他点点头。“好久以前，我早该怀疑到的。在瑞士，他们告诉她说，她不妨再动一次手术，不过那也没有什么用处。她已经开过一次刀，我看见的那个疤就是。专科医生把真实的病情告诉了她。她可以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么再动几次没有用处的手术，结果会让她永远住在医院里，要么在外面度过她短暂的余生。他还告诉她，即使住在医院里，她也未必能多活一些时日。她当时决定不再开刀。”

“她不愿意告诉你吗？”

“不愿意。她恨她的病。她试着不去理会。她觉得自己被弄得乌七八糟的，仿佛许多虫豸在她身子里到处乱爬。她有个感觉，那疾病像是一种海蜇之类的东西，在她身体里生存和滋长。她以为如果我知道了这件事，会引起反感。或许她甚至还希望，用这种不去理会它的办法可以摆脱癌症。”

“而你也从来没有跟她谈起过这件事吗？”

“很少谈起。她跟杜布瓦讲了，后来，我要杜布瓦把真情实况讲给我听，他又给了我一些麻醉药品。他告诉我，疼痛将会越来越严重。但是，他说，也有可能结束得又快又顺利。我没有跟海伦讲起这件事。她也不要我讲。她威胁说，假如我不肯随她自己的便，她就自杀。从这以后，我便装作已经相信了她——相信这是一种没有什么害处的痉挛罢了。

“我们只好离开比亚里茨。我们相互诓骗着。海伦监视着我，我也监视着她，可是不久，这种诓骗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力量。首先，它摧毁了我最害怕的那个东西：时间的概念。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概念已经消失了。尽管一想到我们前面的时间剩下的多么有限，仍然会使我们着慌，可是我们的恐惧已经变得如同玻璃一样透明。它不再是笼罩在我们岁月上面的云翳，它已经变成一种能把一切扰乱人心的念头岔开的挡板，它们就是不能闯进来。每逢海伦睡熟的时候，我曾出现过一阵又一阵绝望的心情。她躺在那儿轻轻地呼吸着，我便直愣愣瞅着她的脸，同时也瞅着我一双结实的手，对于我们的皮肤强加给我们的那种可怕的孤独之感，那个永远也不能架桥跨越的海湾，我能够理解了。我那健康的血液，无法医治我爱人疾患的血液。那是我不能理解的。死亡也是。

“一刹那的时间变成了最宝贵的东西。明天竟像永恒一样遥远。每逢海伦醒来的时候，一天开始了，每当她睡着，我摸到她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的思想便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徘徊。我拟订了建筑在奇迹基础上的种种异想天开的计划，或者虚构一种眼前的哲学，而对其他的一切都熟视无睹。可是我的一切空想都被晨光所驱散，被晨雾吞没了。

“气候转冷了。我拿着德加的画东奔西走，它理应换回前往美国的路费，而且我也乐于卖掉它。但是在我们经过的那许多小城镇和乡村里，没有人愿意出一个公道的价钱。这里那里我们干着各种营生。我学会了在田间干活。我挖沟锄地，忙一点我觉得很高兴。也不光是我们这两个人。我亲眼看见教授们在锯木材，歌剧演员在刨甜菜。农民表现得总像是——农民，他们趁机利用这种便宜劳动力。有的人稍稍付几个钱，有的人供给饭食和宿夜的场所。还有的人干脆把你撵走。我们就这样向马赛进发。你有没有去过那儿？”

“谁没有去过啊？”我说。“那是宪兵和盖世太保的猎场。他们在几个领事馆前面，把难民像兔子一样给包围起来。”

“他们差一点把我们逮住，”施瓦茨说，“在马赛负责Service des étrangers [77]的地方官，运用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来拯救难民。我仍然一心想要弄到一张美国的签证。在我看来，一张美国签证也许甚至可以抑制癌症。要弄到一张签证——这一切你全知道——你必须证明你处于极端危险之中，或者你必须被列在美国拟订的知名艺术家、科学家或是知识分子的名单里面。仿佛我们这一大批人都没有处于危险境地似的——而且仿佛人并不是彼此平等似的！普通人与要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岂不带有低人一等的寄生虫与超人相对立的纳粹观念的意味吗？”

“他们不能把人人都收容嘛。”我说。

“不能？”施瓦茨反问道。我没有回答。有什么可回答的呢？是和不是都一样。

“那为什么不去收容那些被剥夺得最惨的人？”施瓦茨问道。“那些没有名姓和没有名望的人。”

我还是一声不吭。施瓦茨有两张美国签证——他还想要些什么呢？他难道不知道美国人发给任何人一张签证，必须凭这样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有人在那边写下宣誓书，保证这个人将来不会成为公众的负担吗？

过了一会儿，他又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了。“我在那边一个熟人也没有。可是有人给了我一个纽约的地址，我便写了一封信去。我也给另外几个人写了信。我把我们的处境描述了一番。后来有个朋友告诉我，这事我全做错了。病人根本不容许到美国去。患着不治之症的病人更是连考虑也不会加以考虑的。我应当说，海伦的身体很健康。这一席话，海伦在无意中听到了一部分。那是不可避免的。在马赛，谁也不会谈论别的什么事儿。好像一大群蜜蜂发了疯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