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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房子一直到夜半更深才算清静下来。‘你还记得那座小别墅吗？’海伦问。

“‘我记得，却仿佛是人家告诉我似的，’我说，‘好像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别人在那儿住过一般。’

“她瞧着我。‘情况也许就是这样，’她说，‘每一个人，他心里总有好几个人。个个都不一样。有时候，其中的一个独行其是，主宰了一会儿工夫。随后你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你从来不认识的人。可是我们已经回来了。’她朝我转过脸，露出一种催促的神色。‘不是吗？’

“‘我心里从来没有什么不同的几个人，’我说，‘我总是一成不变的这副老样子。’

“她使劲地直摇头。‘你错了！总有一天你会发现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忘了它吧。瞧窗台上的那只猫。还有那只傻头傻脑的鸟。一点危险都没发觉。那个自得其乐的受骗者！’

“‘那猫永远抓不到它。它在笼子里可挺安全呢。’

“海伦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在笼子里可挺安全呢，’她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谁愿意被安全地关在笼子里啊？’

“将近早晨，我们醒来了。看门人又是叫，又是骂。我把衣服统统穿好，准备逃跑，开出门去，却不见什么警察的踪影。‘血！’那个女人尖叫着。‘她难道不能用别的办法来解决吗？乱七八糟！现在，我们只好去找警察了。这原来就是好心的下场。人家就利用你的好心嘛。还有她欠我的那五个星期的房租！’

“别的房客聚集在门廊那灰蒙蒙的光里，朝我们隔壁那间屋子里张望。有个六十岁的女人，割断腕关节上的静脉自杀了。血顺着她的床边流下来。‘找个医生去。’拉赫曼说。他是从法兰克福逃来的难民，在马赛靠贩卖念珠和圣像过活。

“‘医生！’看门人气呼呼地说。‘她死了都快几个小时了。你难道看不出来？让你们大家住进来，竟然会落到这样一个结果。现在，我们就要找警察去。他们会把你们一大批人抓走，反正不干我的事。还有那张床——我怎么把它弄干净啊？’

“‘我们会把它弄干净的，’拉赫曼说，‘可是，不要去把警察找来。’

“‘还有她的房租呢？她的房租怎么办？’

“‘我们来筹集，’一个穿着红色和服晨衣的老妇人说，‘我们还能去别的什么地方呢？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我可怜了她，她反而利用我的好心。至少，她要是有一点值钱的东西就好啦！’

“那看门人仔细翻检了一遍。一只灯泡，发出一缕淡黄色的光。床底下有一个便宜的纤维板手提箱。看门人在铁床那没有血的一头跪下，把它拉了出来。在她的条纹便服下面，那个撅起的屁股叫她看来好像是一条肮脏的大虫子正在朝猎物猛扑过去。她把手提箱打开。‘什么也没有！净是些破烂。破鞋。’

“‘瞧这儿！’那个穿红色晨衣的老妇人，指着一只小盒子说。她名叫卢齐厄·勒韦，她在黑市上出售人家丢掉的袜子，还修补破碎的瓷器。

“看门人把小盒子打开。在一块作为衬垫的桃红色棉花上，放着一根很细的链条和一只镶着一块小宝石的戒指。

“‘金的吗？’看门人问。‘一定是镀金的！’

“‘金的。’拉赫曼说。

“‘如果是金的，’看门人说，‘她早在寻短见以前就把它卖掉了。’

“‘人不是因为饥饿就会卖掉所有东西，’拉赫曼平心静气地说，‘那是金的，一点不假。而且那块小小的宝石还是块红宝石。至少要值七八百法郎呢。’

“‘别引我发笑了。’

“‘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替你去卖掉。’

“‘还来哄骗我吗，呃？啊，不会是金的，我的朋友，你找错门道了。’

“她只能去招呼警察。那是回避不了的。这时候，难民房客都不见了。他们大多数开始每天的活动——到领事馆去等候，或者试着去卖掉一点东西，或者去寻找一个工作。我们其余的人就到最近的教堂里去。我们在拐角上布置了一个人进行望风，要他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道路畅通[78]。教堂是安全的。

“弥撒正在进行。过道里坐着一些穿黑衣服的女人，弯腰曲背，活像一个个黑乎乎的小丘。蜡烛在无动于衷地燃烧，风琴在弹奏，火光在举起的金色圣餐杯上闪耀，这圣餐杯里盛着基督的血，就拿这点血，他拯救了世界。世界被引向了何方？它被引向流血的宗教战争，宗教的盲目信仰，宗教裁判所的严刑拷打，对行巫者的搜捕，以及对异教徒的火刑——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仁爱的名义干出来的。

“‘咱们干吗不到火车站去？’我问海伦。‘那儿要暖和一些。’

“‘好吧，不过还得稍等一下。’

“她走到讲台下面一张靠背长椅旁边，跪了下去。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祈祷和向谁祈祷，可是我却想到了在奥斯纳布吕克大教堂里等候她的那一天。我当时发现了一个完全不相识的女人，这个人一天比一天让我更觉陌生，但也让我更觉接近。现在，她仿佛再一次从我这里闪开，溜到一个王国里去，那里所有的名字都被忘掉，那里只有黑暗，也许还有某些属于黑暗的难以言明的法条。她抵制那个黑暗的王国，她回来了，可是跟我曾经试图相信的不一样，她再也不是属于我的了。也许她从来没有属于过我，到底谁属于谁呢？再说，属于一个人，这一个属于那一个，那一个又属于这一个，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还不是一个可怜的幻觉，一种常规的俗套？她一次又一次，像她说的那样回来这么一小时，回来这么一眨眼的工夫，回来这么一个夜晚。而我呢，常常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不被准许查账的审计员。这个无法理解的、不幸的、倒霉的、心爱的人儿，不管她爱怎么干，喜欢告诉我些什么，我只能毫无疑问地接受。我知道这也还有其他的名字，一些廉价的、方便的、轻蔑的名字——但是，它们只适用于其他的情况，适用于那些把自私的欲望错当作还愿匾的人。寂寞需要有人做伴，不问这个做伴的人是谁。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那么你也许会孤单，可是你绝不会寂寞。

“‘你祈祷是为什么？’我问道，随后又觉得很后悔，我不应该这样问。

“她古怪地瞅了我一眼。‘为一张美国签证。’她这样回答，可我知道她是在撒谎。说不定恰恰相反。我寻思了一会儿——她对我那个美国计划的消极抗拒，常常给我深刻的印象。‘美国吗？’有一天夜里她说。‘你到美国去做什么？干吗要跑得那么远？等你到了那边的时候，又会有另一个美国你要赶去了，随后还会有另一个，这你不知道吗？’她不愿意再有什么改变。对未来的一切信念，她都已经放弃了。正在毁灭她的死神，也不想跑开。它控制着她，正像一个活体解剖者那样，在观察着一个又一个器官，一个又一个细胞被改变、被破坏，看看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它跟她玩着残酷的假面游戏，这同我们在别墅里那次天真的化装游戏没有太多的差别。一分钟又一分钟，这个用那颤巍巍的眼神觑着我的女人，可能对我满腔憎恨，或者满怀热爱。有时候，她是一个抱着令人伤心的勇气输了钱的赌徒；有时候，她又是满心的渴望和绝望。可是她毕竟总是一个人，从黑暗中出来，她只能回到我这儿，对此，她在最后的、英勇的、惊惧的战栗中觉得很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