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

贝特曼·亨特睡得很不好。乘船从塔希提岛到旧金山那两个星期的旅行中，他一直想着要说给别人听的故事，在火车上的三天里也在反复琢磨用什么词句更适合表达。现在，几小时后就要抵达芝加哥了，种种疑虑又向他袭来。他对善恶是非一直都很敏感，因而越发良心不安。他说不准是否能做的事情都已做了。为了脸上有光，做不到的事情也该尽力去做，可让他不安的是，在这件触及自身利益的事情上，他竟将个人利益置于堂吉诃德式的精神之下。自我牺牲的幻象如此强烈，未能付诸实现让他顿生理想破灭之感。他就像一个慈善家出于利他动机为穷人建造模范住房，却发现自己做了一笔赚钱的投资买卖。真心行善并获得百分之十的报偿，难免让他感到心满意足，尴尬的是这又减损了自身美德的滋味。贝特曼·亨特知道自己心地纯正，但让他没有把握的是，把那件事情说给伊莎贝尔·朗斯塔夫后，自己是否经受得起她那双灰眼睛冷冷的审视——那双眼睛卓有远见，跃动着聪明睿智的光芒。她做事一丝不苟又极端正直，也以此来衡量别人的操守。若是某些言行不符合她那严苛的准则，她便用冷冰冰的沉默表示不满，没有比这更严厉的谴责了。她的评判不容抗辩，因为一旦拿定了主意，她就再也不会更改。贝特曼就喜欢她这个样子。他爱的不只是她外在的美——她身材苗条挺拔，总是高傲地昂着头——更爱她的心灵之美。她为人真实，有强烈的名誉心、无所畏惧的人生态度，让他觉得她的身上汇聚了所有优秀的女性品质。她身上有某种超乎一个典型美国女孩的特质，从某种程度上说，她那种完美是她所处的环境特有的，他相信除了芝加哥，世界上再没有哪座城市能够造就出她来。想到接下来就要让她的自尊遭受重击，他便感到一阵心痛，还有那个爱德华·巴纳德，让他顿时怒火中烧。

火车终于喷着蒸汽驶进芝加哥城，眼前那一条条灰色房屋林立的长街让他欣喜不已。想起斯泰德街和沃巴什大道上拥挤的人行道、熙来攘往的车辆和此起彼伏的噪声，他感到情急难耐。终于回家了。他很高兴自己出生在美国最重要的城市。旧金山就像是外省，纽约则已见衰微，美国的未来要靠经济发展潜能，芝加哥呢，以其城市的位置和居民的活力，注定会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首都。

“但愿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贝特曼走下月台，自言自语道。

站台上的这对父子同样身形瘦高，体格结实，仪表堂堂。在同样的苦行僧般的脸上长着同样的薄嘴唇。他们走出车站，亨特先生的汽车在等着。亨特先生瞥见儿子望着外面的街道，眼神既骄傲又快乐。

“回家很高兴吧，儿子？”他问。

“我想是的。”贝特曼说，眼睛紧盯着川流不息的街景。

“我估计这里的车要比你那个南太平洋小岛上多一些，”亨特先生笑着说，“你喜欢那儿吗？”

“我宁可选择芝加哥，父亲。”贝特曼答道。

“你没把爱德华·巴纳德一起带回来？”

“没有。”

“他怎么样？”

贝特曼沉默了片刻，那张英俊而敏感的面孔阴沉下来。

“我不想谈论他，父亲。”他最后说。

“没关系，儿子。我想你母亲今天会很高兴的。”

他们穿过卢普区拥挤的街道，汽车沿着湖畔一路驶到一幢气势壮观的房子前。那是卢瓦尔河畔一座城堡的原样翻版，是亨特先生早几年建造的。等到贝特曼回到自己的房间，马上拿起电话要了一个号码。听见对面的应答，他的心一下子狂跳起来。

“早上好，伊莎贝尔。”他快活地说。

“早上好，贝特曼。”

“你怎么听出是我的声音？”

“自从上次听你的声音到现在也没多久嘛。再说，我一直在等你啊。”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如果你没什么要紧事的话，今晚就可以来我们这儿吃饭。”

“你很清楚我不可能有什么更要紧的事。”

“估计你有不少新闻吧？”

他察觉出她的声音里有一丝担忧。

“是的。”他回答。

“好吧，今晚你一定得说给我听。再见。”

电话挂断了。她就是这样一种性格，即使事关重大，也宁可毫无必要地等上几个小时，不会马上问个究竟。在贝特曼看来，她的自我约束无疑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坚毅品格。

晚餐时，除了他跟伊莎贝尔，就只有她的父母了。他留意着她将谈话引入温文尔雅的闲聊，那姿态不禁让他想到一位处在断头台阴影下的女侯爵，明知来日不继，仍在笑谈今日之事。她娇美的五官、短短的上唇带着贵族气，浓密的金发也让人联想到那位女侯爵。很明显，她身上流淌着芝加哥最高贵的血液，虽然这一点远非尽人皆知。那间餐室便是衬托她纤弱之美的合适背景。整座房子是威尼斯大运河上的宫殿的复制品，由一位英国专家按照路易十五的风格布置。启发他这么做的，正是伊莎贝尔；与那位多情君主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优雅装饰增添了她的魅力，同时也赋予她一种更为精深的含义。伊莎贝尔的头脑蕴藏丰厚，她的谈吐无论多么随意，也从不显得空泛。现在她谈到了自己同母亲在下午参加的一场社交音乐会，谈到一位英国诗人在礼堂举办的讲座，他们谈论政局，以及她父亲近期以五万美元从纽约购得的那幅十八世纪前的大师之作。听她说话让贝特曼感到舒心，他觉得自己再次回到了文明世界，回到了文化中心，跻身于高人雅士之间。此前种种确然无疑的声音喧嚣恼人，抗拒他的意志不肯停歇，如今终于在他心中静默下来。

“哎，能回到芝加哥真是太好了。”他说。

晚餐结束后，他们走出饭厅，伊莎贝尔对她母亲说：

“我要带贝特曼去我的私室。我们有许多事情要谈。”

“好啊，我亲爱的，”朗斯塔夫太太说，“你父亲和我在杜巴里夫人[1]房间，你们随后去那儿找我们吧。”

伊莎贝尔带着年轻人上楼，将他引入曾给他留下诸多迷人回忆的房间。尽管对这里非常熟悉，但他依然像每次走进时那样，抑制不住那一声喜悦的赞叹。她微笑着四下打量了一番。

“我认为布置得还算成功，”她说，“重要的是恰当合理。就连一只烟灰缸也非得是那个时期的不可。”

“我觉得正因为这样，这里才会如此美妙。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丝不苟的。”

他们在炉火前坐了下来，伊莎贝尔用平静而庄重的眼神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