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2/5页）

吉丁的好运还在继续。晚餐家宴令人难忘，堪称无懈可击。生活如同芝麻菜叶一般碧绿而优美地弯曲着。毫无瑕疵。没有眼泪，也没有褐斑。她总能买到购物单上的东西。嗓音沙哑的英俊男人想娶她，和她共同生活，支持、资助和推广她。秀外慧中的女人想做她的朋友、知己、爱侣、邻居、客人、玩伴，邀她做客，做她的仆妇、学生，或只想住在她近邻。一个幸运的姑娘——为何抛下这种生活，给老亲戚打长途电话，给一位富有、对她唯命是从的旧识写兴致勃勃的请求信或求助信，甚至当她购物清单上的东西在巴黎应有尽有时随便登上法国航空公司能提供的任何一架航班飞往多米尼加？什么都不缺，连一个拥有烧光睫毛的眼睛的黑女人的唾沫都有。

吉丁溜下床铺，走到窗前。她跪到地上，双臂交叉放在窗台上，把头抵在窗玻璃上。她把手背举到嘴边，用牙齿轻咬着柔软的皮肉。她揣摩不透，那女人侮辱的姿态为什么会使她出轨——把她震离常规之外。她为什么想让那女人喜欢和尊重她。那诚然让她把兴趣从杂志封面和学位中抽离。在窗外，她能看到溶溶月色下小岛另一侧的群山，如瓦莱里安所说，那就像一百名骑手骑着一百匹马。小岛就是因此而得名的。他曾经指着远处的三座山峰给她看，但吉丁初来时陪伴她们周游全岛的玛格丽特却对此只字未提。一个骑手。只有一个。因此岛名中的 “骑士”用的才是单数。一名法国士兵骑在一匹马上，而不是一百名。这个故事她是从一个邻居——瓦莱里安售出住房的第一家买主——口中听说的。但瓦莱里安还坚持他自己的故事，他更喜欢百骑的说法，觉得它更准确，因为他是听米歇林医生讲的，医生住在城里，对全部故事一清二楚。“他们还在那儿，”他说，“如果你在夜里走到那地方，还可以看见他们呢。不过我认为我们不会相见。如果他们像故事里讲的那样一直骑马奔驰，就会和我一样疲乏了，我可不想遇见比我老、比我累的人。”

也许他们并不老，吉丁望着窗外想。也许他们还年轻，还在骑马。一百个人骑着一百匹马。她想象着一波又一波的骑士，可不知为什么，她又想起了在巴黎邂逅的黄裙女人。她又爬上床，竭力确认困扰着她的感情。

那女人在某种程度上让她感到孤独。孤独又虚伪。或许是她反应过度。那女人出现时她正面临一个重大抉择：在那三个嗓音沙哑的男人中，有一个是她最想嫁的，那人最急于娶她，是个令人激动、机灵、有趣、性感……的男人，是吧？我猜我要嫁的男人是他，不过我不知道他想娶的人是我或者仅仅是个黑人姑娘？而如果他要的不是我，只是长得像我、言谈举止也像我的任何黑人女孩，当他发现我讨厌大耳环，我不需要拉直一头鬈发，明戈斯（查尔斯·明戈斯（1922－1979），美国爵士音乐家，首创在即兴独奏中使用多种伴奏方法。）只会让我昏昏欲睡，有时我还想尽情释放躯体内的灵魂——不是美国人，不是黑人——只做我自己，这时他会怎样？假如我们婚后他和别人睡觉，我该怎么办？我会有他带妮娜·冯去度周末时的那种感受吗？他说，他对我的反应感到惊讶。我们不该对彼此坦诚吗？他不要以谎言维系的关系。我呢？后来我们下了决心，订下日期——没有婚礼，只有婚姻——他扔掉了旧床垫，买了个新的，他说这是让我们在上面一天天变老的新床垫。

后来是杂志封面，再后来她拿到了学位，然后就是那穿黄裙的女人。随后她就逃开了，因为瑞克是白人，那女人向她吐唾沫，而且她得来看她的婶婶和叔叔，看看他们有什么感觉，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白种欧洲人不像白种美国人那样坏；他们会理解这一点的，不是吗？她上的那些学校、她在那儿交的朋友都愿意看到她待在巴黎。他们到处吹嘘这些。当然，她并非需要他们对任何事的看法。她母亲去世后，他们就是她的亲人了——但除了小时候在瓦莱里安的宅子里消夏之外，她从来没和他们一起生活过。在大学毕业后就压根儿没有过了。他们是一家人，他们劝服瓦莱里安为她付学费，而他们则寄给她别的开销，反正也没别人花他们的钱。纳纳丁和西德尼对她至关重要，但他们的想法对她却无关紧要。她曾让他们静下心来沟通，在动手做任何事之前先理出头绪。到目前为止，她只是在哄他们开心，还没说什么涉及她计划的决定性意见。当他们问及她对那个给她打电话、每周给她写信的瑞克是否认真时，她假装什么都没有。她想回巴黎去，只是为了取回她的东西。在纽约有件小工作，她准备先干着，今后她想做自己的买卖，一家画廊或精品店什么的……她这样告诉他们，观察着他们的面孔，然后嘛……嘿，他们可以一起做些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最终像一家人似的住在一起了。他们开怀大笑，但他们的眼睛告诉她，他们乐于和她一起开店，不过任什么也无法把他们从干了三十多年的工作中拖开。

吉丁踢掉床单，把头埋在枕头下躲避晃眼的月光，也挥去那个穿黄裙的女人的身影。

吉丁下床眺望远山的时候，瓦莱里安就醒来了。他结束了对天花板的倾诉，在手腕上准确地拼写出这样一条信息：这些冰箱出了大毛病，透视错误的暴力意味更多而且不可能是煤炭笔记。他为白天的事态变化烦恼，匆匆嘬饮了白兰地，而且躺下来想了一阵事与愿违的事情：与别人不同，他被推到了决策者的位置上，但在为了退休而斗争。

他三十九岁时曾发誓要在六十五岁时准时退休，他那时还没有开始过辗转于总经理专用洗手间和他的书桌——大理石笔架上插着的圆珠笔笔芯已经变干，铅笔削得又长又尖——之间的日子。他还下了决心，绝不允许自己成为他叔父们那样让人厌烦的企业家：固执己见，到处插手，用指甲抓住办公桌不放；在与老客户或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新官员关系紧张时用随和、风格或其他一些老式公司的魅力解决争端，一年风光上一两次。他的叔父们对他很好。他们的母亲（瓦莱里安的祖母）有四个儿子，每个婚后生的都是女儿。只有瓦莱里安的母亲生有一女一子，而他就成了家族的未来。瓦莱里安的父亲过世时他只有七岁，叔父们凑在一起安抚彼此，敦促大家共同接手教育他们侄儿的任务，因为道理“不言自明”，他是糖厂的继承人。为了显示他们的爱和期望，他们还以他命名了一种糖果：瓦莱里安。红白相间的盒子装的红白相间的软糖（白的是薄荷味的，而红的则是草莓味的）。瓦莱里安糖果后来被证明是一个缓慢的、真正的败笔，尽管没有给资金带来困扰，因为那是用他们的主要糖果品牌——“小无赖”剩余的糖渣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