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4/5页）

“谁？瓦莱里安？”

“对。”

“我告诉过你，他供我完成了学业。”

“没有回报？”

“没有。一点没有。从来没有任何非礼的举动，什么都没有。”

“玛格丽特呢？”他问道，“她怎么对待你的？”

“还好。她的距离感更强，但对我挺不错的。算是够好的了。”

“她对你的亲人可不怎么样。”他说。

“实际上，她对他们不坏，”吉丁回答说，“他们俩对他们都不坏。至少根据我能看见的部分是这样。所以我那天才那样息事宁人。我没法相信。他们打在一起的样子就像小学生。”

“打昏了头。”他说，想到那次劝架。

“确实。”吉丁用两根指头在他胸毛中做出跳舞的样子，“我们会有钱的，会把他们接来，快快活活地过下半辈子。”话虽如此，但不是在此时此刻，因为还有许多亲热要进行。他们住在这个公寓里的时间只剩两个月了，可他们需要更多。吉丁习惯性地刮了全身的汗毛，像个四年级的女童子军，最后他总算对她讲明，他想要她留一些体毛。但是生长需要时间。很多时间。足够她给他好好画一张像了。但既然她摸得着他，又何必画呢？还有做一顿地道的海鲜饭的时间，她编完盆栽的装饰套的时间，他修好洗碗机的时间。他们一定处于热恋之中——他们从没开过一次电视。他们忘记买烟和酒，甚至都没在公园中跑过步。

整座城市里都没有他能做的成人的长期工作，所以他偶尔会做些十几岁孩子的活计，再打点成人的零工。他和职业介绍所里的人们谈起工作。黑人们叫他去巴尔的摩。在巴尔的摩，人人都在码头上工作。或者加尔维斯顿，或者圣地亚哥或者新奥尔良或者萨万纳。纽约——完全没有机会。小偷小摸能来点钱——也就这些了。一些做不正经营生的人会给他些粗活儿，望风的活儿，有时也会让他送赃款。但这一切都吸引不了他的注意力。一天下午，他正在帮一个小贩在百老汇和第一○一街的路口卸箱子，忽然听到街上交通一片混乱。一个剃了头、鼻子上戴小环的年轻女人正在骂一个站在路中间的男人，儿子从那人莫名其妙和无辜的表情判断他来自非洲或西印度群岛。他站在那儿默默不语地看着她，他的两三个朋友靠着汽车，眼睛虽然看着别处，但显然是在等着收场。那姑娘穿着牛仔裤和紧身T恤，脚上踩着一双坡跟鞋。她有士兵般的嗓音，满嘴脏话让人难忘。小汽车冲他们猛按喇叭，并入旁边的车道；行人们瞥上一眼，就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只有儿子和二楼窗子里的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这可太难堪了。那姑娘紧绷而刻薄的面孔就像一棵西兰花，她的食指向人行道上射出子弹。但在她那双眯起来的愤怒的眼睛里还有许多别的眼睛——有受了伤害的，有勇气十足的，有不过是孤独而空洞的，而她那颗剃过的脑袋让儿子想起他妹妹。他听着那些充满羞耻和气恼的辱骂，直到那男人觉得背对她也无所谓了（他那伙后援仍然靠在车子上）并转身走开。这一切都没有让她的鼻环黯然失色，也没有让她闭嘴。她一路沿街走去，一路用咒骂来鞭笞他，说不定会追赶着他，没完没了。这时，因为她眼睛中的眼睛而感到痛苦的儿子走过去，大张开双臂拦在她面前。她带着亘古的痛恨望着他。

“过来。”他说。

她没有动，于是他就用双臂搂住她，挡住二楼人们的目光，围住她的怒火。那姑娘拼命挣扎，但他不松开她。“你会冻死的，”他说，“我来给你买一杯酒。”这时她把前额靠在他胸前哭了起来。

“跟我来，”他说，“这附近有个地方。”他用一只手臂搂着她的肩膀，领着她来到一家中国餐馆，给她要了一杯杜松子酒。她喝了酒，对他讲起那个男人，可是儿子摇了摇头。“别，”他说，“别再想那件事了，你有地方待吗？”

她说：“今天晚上还没有。”于是他撂下了卸箱子的活儿，带她回了家。

他们三个人，诺莫、吉丁和儿子，一起去了一家熟食店，商量了好一会儿之后，他们用儿子最后的十块钱买了薯条、根汁汽水和三根“发薪日”棒棒糖。他们在雪中吃光了全部食物。他们很冷，还是一路磕磕绊绊、咯咯笑着回到了公寓。儿子和吉丁像小狗似的睡觉的时候，诺莫带着找零跑掉了。

可他还坚持要去埃罗。她同意了，但在他们做出计划之前，她在第六大道中间一块突出的金属板上绊了一跤。回到家中，她的大脚趾已经肿得有李子大了，非常疼。儿子用砂纸板做了一个夹板，从一只情人节糖盒上取下一根缎带。整整一夜，他每隔半小时就起来一次，用泻盐溶剂给她洗脚趾。早晨，肿消了，他趁她睡觉时赶去上班。她醒来后单腿蹦到了卫生间，看到他在马桶圈下画了一幅快活的春宫图。喝咖啡的休息时间，他打来了电话。

“你的脚趾怎么样了？”

“孤单。”

“我也是。”

“回家来吃午饭吧。”

“我只有半小时吃午饭，宝贝儿。”

“没关系，回来吧。”

“我没法按时赶回去。会扣半天工资。”

“我会让你觉得值的。”

他回来了，而且没再去报到上班，直到她走路不再吃力。这段日子里，他们在浴缸里吃中国菜。她用标准 “白人姑娘”的口气和姿态给他朗读《真实心声》（面向年轻女性的杂志，以自述心路历程的文章为主。）上的故事，他笑得胸口直疼。她给他读塞沙勒（艾米·塞沙勒（1913－2008），法国诗人和剧作家，与桑戈尔共创影响广泛的“黑人性”文艺运动。），他闭上了眼睛。她读《圣经》中涉及性的部分，他看着她。

她渐渐不再有孤儿的感觉。他珍惜着她，保卫着她。当她在夜里从一个令人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只要一转身，准有他坚实的肩膀和无垠、永恒的胸膛。她的一切在他眼前都坦露无疑。她不知道是否该控制一下，把一些东西藏起来，不让他知道，但他就会用手指分开她的头发，用舌头舔过那里。没什么可原谅的，没什么可赢得的，未来就在五分钟之外。他完全驱散了她那种孤儿的感觉。给予了她全新的童年。他们是纽约城的最后一对恋人——却是世界上的第一对——因此他们的激情效率低下，毫无积蓄。他们像得克萨斯州人那样挥霍它。在他喉咙肿得厉害没法说话的时候，她就让他躺在床上，在一个波道夫（波道夫·古德曼，纽约高级百货公司。）盒子里画出跳棋盘。他们用巧克力糖当棋子。结果玩不成，因为糖粒没法固定不动，于是他们就改用她的口服避孕药片，部分因为其平整的底面，部分为了让她不至于把跳过的棋子放进嘴里。她告诉他纯白兰地对他的喉咙有好处，给他飞快地灌下不少，让他不省人事。她不喜欢他独自一人失去意识，于是就把剩下的酒喝光，和他一起昏了过去。他先醒来，吐光了链球菌（引发咽炎的细菌。）。洗漱着装之后，他看着她睡觉。她醒来时看不见、说不出话也动弹不得，他把他的大手放在她额头，直到她恢复了这些功能。他们不再去参加聚会——因为别人干扰他们看待彼此的方式。他们不再去萨格斯，也不再走过第一百一十街。他们不再放声大笑，而变成了相视微笑。越过房间，越过床垫，越过桌子。他们的语言有时会缩减成代码，有时又会膨胀成独白，在相互搂抱中传达给对方。他们从来不抬头望天或是早早起床观日出。他们不放音乐，丝毫不知春天正在来临。他们只在分开时能隐约感受到这些事，而在一起时无法关注外部世界。他们通过对方重新创造并记住了它。他看着她在镜中的面容，就想起了在海上的日子，那时的海水看起来如同蓝天。她探索他身体时会想到橘子、玩抓子游戏和装葡萄牙青酒的木桶。他是静物画、婴儿、雕花玻璃、靛蓝、手镖、露珠、镉黄、耐晒红、苔绿和对一棵想和她跳舞的树的回忆。很难清醒，很难认真看待他们俩之外的任何事，但他们有时也能勉强做到。她想到过给她的老教授打电话，他说过，总能帮她找到工作的。不过，或许五月份才是给他打电话的较好时机——在考试之后。他们商量过开一家零售花店和精品时装店，店名就叫吉德和儿子。他们还讨论过抢银行和给黑人模特儿做经纪人；他们还讨论过嘻哈音乐和纽约州，还琢磨出了一种领到吉迪昂的失业救济金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