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恩人（第6/10页）

想了想女孩说的话之后，克里斯廷回到她的套间里——两个房间、一个卫生间，和厨房连在一起。这里是L以前住的佣人房。房子的其他地方都塞满了回忆和垃圾，这里却整洁而宁静，给人一种安慰。除了天气恶劣时从外面抢救回来的几盆植物以外，这里和五十多年前她躲在L床下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给海棠花浇水时，克里斯廷觉得自己想不出接下来该干什么了。所以她决定去咨询一下律师。等到罗门走了，朱妮尔上了三楼之后。吃早饭时朱妮尔穿的那身衣服肯定是留心借给她的（朝鲜战争之后街上就再也没人穿那种衣服了），她穿着看起来简直像逃难的。前一天晚上的皮夹克不见了，只有靴子还穿着。她带进房子的流浪气息也没有了。看见罗门在阳光下磨洋工，摆弄着被冻坏的灌木，克里斯廷就喊他帮忙打开冻住的车库门，然后又让他洗车。洗完之后她开车离去，尽可能提到最高速度，以便赶在律师事务所关门前见到格温多琳·伊斯特。

克里斯廷卷入过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所以她很明白，格温多琳并不可信。这个律师也许了解法庭，却不了解警察——在见到律师之前，他们会怎样帮忙或者捣乱。把她从被肢解的凯迪拉克前带走的警察和巴迪·丝克治安官一样和蔼客气，仿佛她的暴力行为不仅可以理解，甚至理所当然。他们对待她的方式就好像她攻击的不是一辆车，而是一个猥亵儿童的坏蛋。她的手被铐在前面而不是背后，而且铐得很松。坐在巡逻车里时，巡警递给她一支点着的烟，又帮她把头发上一块车灯的玻璃碴弄下来。两个警察既没有捏她乳头，也没有暗示给他们吹箫就能让她得到种族正义。那是她唯一一次心中燃起杀人的火焰，手里没拿弹簧刀而是拿着铁锤，结果他们对她像对待白人女性一样。之前四次被捕时—分别因为纵火、煽动暴乱、妨碍交通和拒捕——她手里什么致命武器都没有，却被像垃圾一样地对待。

现在想来，她每次认认真真的恋爱都让她进了牢房。第一次是和厄尔尼·侯德。她十七岁时嫁给了他，结果两人双双在一个非法社交俱乐部被捕。然后是和果子，她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她散发他写的小册子，然后被关了三十天，没有缓刑，理由是煽动暴乱。其他的恋爱演出终结于各种戏剧性场景，在法律里都有具体的名字：骂人就是袭警，被铐上手铐时挣扎就是拒捕，烟头扔得离警车太近就是蓄意纵火，为了不挡住骑警跑过马路就是妨碍交通。最后就是和里奥医生。凯迪拉克轿车。铁锤。礼貌的、简直不情愿的逮捕。等了一小时之后，什么罪名都没有，没有笔录，没有讯问，他们就把购物袋还给她让她走了。

去哪里？她想。她在街上溜达着。她是被推出她的（他的）公寓门外的，之前有两分钟的监视缓刑期，让她拿走她的手袋。什么衣服都不能带走，他们说，不过她可以拿几件内衣，还有她的化妆包。这些被律师雇佣的混蛋们不知道，那里面放着一个银勺，还有十二枚钻戒。那些钻戒她是死也不会去当掉的。除此之外就只有一张刚刚被注销的信用卡和七块多钱。那种孤独就像十二岁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海浪把自己的沙堡冲毁。她那些要好的朋友都不愿得罪里奥医生，不那么要好的则对她的遭遇幸灾乐祸。因此她走到马尼拉那里，说服她让自己住下来。就住几天。不给钱的。这是个冒险甚至莽撞的要求，因为马尼拉并不像某些伪君子说的那样，是开妓院的。她只是出租房子给有需要的女人。那些孤苦伶仃的、被人抛弃的、路过的女人。至于她们一直有固定的客人，或者一待就是好多年，那就不是马尼拉能管得了的了。

一九四七年的时候，孤苦伶仃、被人抛弃、路过这些条件克里斯廷都具备。公共汽车司机指给她第二街187号，说：“在玻璃厂旁边，一个粉红色的门。”也许是误解了她，也许是太了解她。她问他知不知道哪里出租房子，他就给了她马尼拉的地址。尽管她的白手套、小无边帽、素净的珍珠还有彼得·潘式的小圆领和马尼拉那儿的女人的打扮很不同，她的绝望却和她们一样。她下出租车时是早上九点半。房子看起来很理想。安静。整洁。马尼拉看着四个箱子，笑着说：“进来吧。”她说了房租的数额，房子里的规矩，还有对访客的政策。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克里斯廷才明白访客指的是嫖客。

她很惊讶自己居然如此淡定。她本来的计划是找份秘书的工作，如果能找到工厂里的工作（战后工资比较高的那种）就更好了。刚刚开完迟来很久的十六岁生日派对，也刚刚从枫林谷毕业，就到了一个她母亲会称作“臭妓院”的地方（比如“他想把这地方变成个臭妓院吗……”），克里斯廷大笑起来。有点紧张。这是凌霄的领域，她想。她回忆起海滩上那个脸上有疤的女人。姑娘们从餐厅晃悠悠地走到客厅，克里斯廷正坐在那里。她们打量着她的衣服，互相说着话，却没有和她交谈。她想起了第一次走进枫林谷时那些冷漠而细致的观察，试探的、暗含敌意的问题。后来马尼拉的几个姑娘开始跟她说话——“你哪儿来的？帽子挺好看。鞋子也不错。哪儿弄的？头发很漂亮嘛。”——于是就更像了。年轻的几个谈论着外貌和她们的男朋友。年长的几个冷嘲热讽地评论着。就像在枫林谷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女舍监掌控整个舞台。她什么都没有逃掉。枫林谷，柯西酒店，马尼拉的妓院——三个地方都在性的焦虑与怨恨之中漂浮。三个地方都由金钱决定地位。三个地方也都围着男人迫切的欲望旋转。克里斯廷第二次逃跑源自家中日益增长的危险，再加上自己获得隐私和独立的梦。她想自己制定规则，自己选择朋友，自己挣钱也自己管钱。同样因为这些，她也相信她根本不会待在马尼拉那里。但是她从不知道，像她这样生活在四十年代的黑人女孩，受的教育都是关于如何做一个合格妻子的，所以厄尔尼·侯德当晚就轻而易举地领走了她。别了，独立。别了，隐私。他把她带进了最没有隐私、规矩最多、选择最少的地方——世界上最大的男性群体。

上等兵厄内斯特·侯德本来是想到马尼拉这儿找点乐子的，结果看见一个穿着海蓝色裙装、戴着珍珠的漂亮姑娘坐在沙发上看《生活》杂志。克里斯廷答应他一起吃晚饭。吃甜点的时候，他们就计划好了未来。心愿如此急切，仿佛这就是命运。他们的恋情有过快乐的时光，他们的婚姻则是一场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