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十九章（第2/3页）

现在她只剩了几个弟弟，主要是公爵小姐。她和公爵小姐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丈夫死后，她对她更是难舍难分。公爵小姐从来不过问家事，现在便一切听凭公爵夫人做主，于是公爵夫人在关心体贴的借口下，任意摆布着老太太。

公爵小姐府上，经常有形形色色的老太婆坐在靠墙的各个角落；这些寄生虫有的赖着不走，有的临时寄居几天；她们一半像圣徒，一半像乞婆，疯疯癫癫，非常敬畏上帝，身体多灾多病，又非常腌臜，在一些古老的世家流窜，这家吃几顿，那家拿一条旧围巾，领些面粉和木柴，布和蔬菜，勉强对付着过日子。这些人到处惹人讨厌，到处不受欢迎，到处没有地位，人们接待她们只是为了解闷消闲，主要是爱听她们传播的谣言。在外人面前，这些悲惨的角色通常沉默不语，用又嫉妒又仇恨的目光彼此窥视……一边叹息，一边摇头，画十字，喃喃地小声数念珠，作祷告，也可能是骂人。然而单独与施主和恩人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就要为自己的沉默索回补偿，突然变节，大谈其他施主的闲话，尽管这些施主也接待过她们，提供过食宿，赠送过物品。

她们每次总要向公爵小姐讨些东西，由于公爵夫人不愿惯坏她们，这些礼物总是背着她赠送的，它们换来的则是硬得像石块的圣饼，或者自己编结的毛线小玩意儿；事后公爵小姐又把这些东西变卖了现钱，送给她们，而且根本不管买主需要不需要。

除了生日、命名日和其他节日，公爵小姐家亲朋好友最庄重的聚会是在大除夕。这一天公爵小姐请下伊威尔圣母像，修士和神父们便捧了圣像，唱着赞美诗，在各个房间绕行一周。公爵小姐首先画着十字，从圣像下走过，接着，所有的客人，男女仆役，老人和孩子，一一鱼贯而过。然后大家向她恭祝新年到来，像给孩子送玩具一样，向她赠送各种小玩物。这些东西她玩了几天，便转送别人了。

父亲每年都带我去参加这种富有异教色彩的仪式；它年年一样，只是有些老头儿和老太婆不见了，大家故意不提他们的名字，只有公爵小姐说道：“我们的伊利亚·瓦西里耶维奇不在了，愿他超升天国……明年不知上帝要召唤谁呢？”于是疑虑地摇摇头。

英国时钟的扬扬格继续伴送着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最后到了那个不祥的时刻；一天，老太太起身后觉得有些不舒服，在屋中走了一会儿，还是不好；血从鼻孔流出，而且很多，她虚弱了，疲乏了，终于倒在自己的沙发上，没脱衣服，就安静地睡着了……从此没有醒来。那时她已经九十出头。2

她把房屋和大部分领地留给了公爵夫人，但没有把她的生活的内在意义传给她。公爵夫人无法继承她那种尊贵的始祖作用，取代她在宗族各系间的纽带地位。正如夕阳西沉后，山坡上只留下一片漫长的黑影，公爵小姐的去世也使一切一下子变得黯淡无光了。公爵夫人把姨母的居室关闭锁上，依然住在厢房中；院子长满了青草，墙壁和窗框一天天发黑；过道倾侧了，几只迟钝的黄狗整天在那里打瞌睡。

亲戚朋友来得少了，公馆荒凉了，她为此闷闷不乐，但又无可奈何。

整个家中只剩了一人，她为自己无用的生活感到害怕，毫不怜惜地丢开一切——一切足以在物质上或精神上破坏平衡，引起不安和忧伤的东西。她怕过去，怕回忆，因此摒弃一切与女儿们有关的物品，甚至她们的肖像。公爵小姐死后也是这样，鹦鹉和猴子给送进仆役屋中，然后赶走了。猴子进了参政官的家，在马车夫的房间中终老天年，给劣等的涅任烟草熏得喘不出气，供车夫们取乐。

自我保存的利己主义，使一颗苍老的心彻底硬化了。她的小女儿病重垂危的时候，有人劝这位母亲回家，她真的回去了，但一到家就吩咐准备各种酒精和白菜叶子（她用它们包扎脑袋），使可怕的消息到来时，一切有备无患。她没有与丈夫的遗体告别，也没有与女儿的遗体告别，他们死时，她都不在场，也没参加他们的葬礼。后来，她的亲弟弟参政官死的时候，侄儿刚提起这事，她就猜到了，马上要求他不必讲这不幸的消息和临终的细节。对自己的心——一颗这么随和的心，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这就难怪可以活到八九十岁高龄3，依然身体健康，胃口很好了。

然而，应该为公爵夫人说句公道话，这种逃避一切悲惨事物的病态表现，在上世纪娇生惯养的贵族中间，是屡见不鲜的。著名的考尼茨4到了晚年，严禁当他的面讲到死和天花——他非常怕天花。在约瑟夫二世死后，他的秘书不知道怎么向他报告，只得说：“现在是列奥波德皇上在位了。”考尼茨立刻明白了，变得脸色煞白，坐进了安乐椅，没有再问什么。他的园丁讲话时不敢用“接种”两字，免得他联想到牛痘。他儿子的死，他是最后从西班牙大使那里偶然听到的。鸵鸟把头藏在翼下逃避危险，却遭到人们的嘲笑！

为了保持绝对的平静，公爵夫人特别设置了一队卫士，选拔了经验丰富的人当队长。

除了公爵小姐留下的那些云游四方的老婆子，公爵夫人身边还经常住着一位“女伴”。担任这尊贵职务的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红脸颊女人，兹韦尼哥罗德一位官员的未亡人。她为自己的“高贵门第”和先夫的八等文官头衔，睥睨一切，盛气凌人，专爱寻衅闹事。在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她的兹韦尼哥罗德乳牛不幸夭折，她为此一直不能宽恕拿破仑。我记得，亚历山大一世死后，她心事重重，不知道按官级她应该戴多宽的丧章。

公爵小姐在世时，这女人的作用微不足道。但是后来凭着善于钻营的本领，迎合了公爵夫人的怪癖和无中生有的烦恼，她不久就取得了公爵夫人在姨母身边占有的那种地位。

玛丽亚·斯捷潘诺夫娜戴着按官级缝制的丧章，像皮球一样在屋里从早滚到晚，吵吵闹闹，不给人安静，埋怨大家，监视使女，打小厮，扯他们的耳朵，算账，跑厨房和马厩，赶苍蝇，揉腿，强迫服药。家人们再没有机会接近女主人，这是阿拉克切耶夫，比龙，一句话，总理大臣。公爵夫人是古板的，虽然头脑陈旧，终究受过教育，兹韦尼哥罗德寡妇那种刺耳的喊叫声，那种卖菜老太婆的作风，开头常常惹得她很讨厌，但日子一长她就惯了，对她的信任反而与日俱增，她还高兴地看到，玛丽亚·斯捷潘诺夫娜把本来就不很大的家庭开支又缩减了许多。公爵夫人省下钱来打算给谁，这很难说，除了几个弟弟，她没有一个亲人，可是这些弟弟都比她富裕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