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章（第3/10页）

“我不可能指望，单单回国便能使我免除政治案件的悲惨后果。我觉得我的一切行为很容易解释，但是在这样的案件中要审问的是我的观点和理论，判决也得根据它们做出。那么我能够，或者我应该让自己和家庭接受这样的审问吗？……

“阁下想必能谅解我的答复的单纯和坦率，并向皇上转呈我不得不继续留在国外的原因，尽管我对回归祖国具有真诚而深刻的愿望。

1850年9月23日于尼斯”

我确实不知道，怎样才能答复得更客气一些，更简单一些，但是我们一向习惯了奴性的沉默，因此连这封信，尼斯的领事也认为大逆不道，奥尔洛夫本人大概也是这样。

沉默，既不笑，也不哭，而是按照规定程式回答，既不歌颂，也不谴责，既不高兴，也不悲伤，这便是专制制度的理想，每个臣民都得照此行事，而且士兵已经照办；但这是通过什么途径做到的呢？我给大家讲一件事。

尼古拉有一次阅兵时，看到排头的一个年轻人戴着一个十字勋章，便问他：“这是在哪里得到的？”不幸这个兵是淘气的中学生出身，想趁机卖弄一下自己的口才，于是回答道：“在陛下战无不胜的鹰旗下取得的。”尼古拉严厉地看了他和将军一眼，气呼呼地走了。将军跟着他，经过士兵面前时，举起拳头在他脸前扬了扬，说道：“当心我把你这个狄摩西尼18钉进棺材！”

在这样的奖励下，可想而知，口才不可能扬眉吐气！

摆脱了皇帝和领事之后，我得设法改变没有护照的地位了。

前途一片黑暗，不容乐观……我可能死，那个脸红的领事可能到我家中搜查，取走我的证件，想到这一点，我不得不考虑在什么国家取得国籍的问题。不言而喻，我选择了瑞士，尽管正是在这个时期瑞士的警察对我耍了一套花招。

我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后大约一年，我们吃惊地发现他完全没有听觉。医生的多次诊断和试验很快证明，恢复听觉已不可能。这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像一般人做的那样听其自然，让他也成为哑巴。我在莫斯科看到的一些学校，根本不能叫我满意。用手势和符号交谈，这不是谈话，谈话就得用口腔和嘴唇。从书上我知道，在德国和瑞士，有人进行了实验，让聋哑人像我们一样讲话，并从嘴唇的形状得知别人讲的话。在柏林我第一次见到了对聋哑人所作的讲话教育，还听到了他们怎样朗诵诗歌。这比勒佩神父19的方法已前进了一大步。在苏黎世，这种教学又获得了很大改进。我的母亲非常宠爱科利亚20，决定带他到苏黎世住几年，让他上那儿的学校。

这孩子天然具备一些特殊的才能：永恒的宁静笼罩着他，使他活跃而热烈的天性集中向内，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同时这也养成了他异常敏锐的造型上的观察能力，他的眼睛总是闪动着智慧和专注的光芒；到了五岁，凡是到过我们家的人，他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还故意夸大某些特点，变得像漫画似的那么有趣，使人不能不发笑。

他进了学校半年已获得很大进展。他的声音低哑，重音也不太清楚，但他已能非常流畅地讲德语，别人对他讲的话，只要音节分明，他也都能理解。一切进行得再好没有，我途经苏黎世时向校长和教务委员会表示了谢意，说了不少感激的话，他们也对我很好。

但是我离开后，苏黎世市的长老们发现，我根本不是俄国伯爵，只是俄国的流亡者，而且还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激进派的朋友，与他们所仇视的社会主义者有来往；比这一切更坏的是我没有宗教信仰，并且公然承认这一点。最后这个事实是他们从那本可怕的书《来自彼岸》上读到的，这本书仿佛故意捉弄他们，是在他们鼻子底下由苏黎世一家最好的印刷所印行的。得知此事后，他们认为接受一个既不信仰路德，也不信仰罗耀拉21的人的儿子在那儿上学，这是他们的耻辱，因此便寻找办法，要摆脱这个孩子。由于这个问题与上帝的旨意有关，上帝马上向他们指出了一条道路。市警察局突然提出，要查验孩子的护照，我从巴黎复信时，认为这只是官样文章，因为科利亚确实是我的儿子，在我的护照上已注明这一点，只是由于我与俄国大使馆的紧张关系，我没有为他单独申请护照。但警察局不满意，威胁要从学校和该市驱逐孩子。我在巴黎讲了这事，一个熟人把它登上了《国民报》。警察局怕张扬出去有失体面，便声明它不是要驱逐孩子，只是要我缴付一笔不大的“保证金”，担保孩子不是别人，而是他本人。几百法郎怎么就能保证呢？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我的母亲和我付不出这几百法郎，难道孩子就应该被驱逐吗？（我通过《国民报》提出了这问题。）在19世纪，在自由的瑞士，却发生了这种事！这以后，我已不想再让孩子待在这个驴子的洞穴中了。

但是怎么办呢？幸好学校中有一个最好的教师，是热心于聋哑人教学的年轻人，具有十分广博的知识，他不同意犹太教公会式警察局的意见，而且又是引起苏黎世州长老们义愤的那本书的忠实读者。我们建议他辞去学校的职务，到我母亲家中教书，然后跟她一起前往意大利。他当然满口答应。学校当局气坏了，但没有法子。我的母亲带了科利亚和施皮尔曼到了尼斯。动身前，她派人去索回保证金，他们借口科利亚还在瑞士，没有给她。我从尼斯写了信。苏黎世警察局要我提供材料，证明科利亚已在皮埃蒙特22获得了合法居留权……

这太过分了，我给苏黎世州州长写了下面这封信：

“州长先生：

“1849年我的孩子五岁时，我把他送进了苏黎世聋哑学校学习。过了几个月，苏黎世警察局向我母亲要他的护照。由于在我们本国从不查看婴孩和在学校读书的孩子的身份证，因此我的儿子没有单独的护照，只是附在我的护照上。苏黎世警察局不满意这解释。它要保证金。我的母亲为了免得孩子遭受苏黎世警察局这种莫须有的怀疑，被勒令出境，因此缴付了该款。

“1850年8月，我的母亲打算离开瑞士，要求发还保证金，但遭到苏黎世警察局的拒绝；它得确切知道孩子业已离境之后才予发还。我的母亲到达尼斯之后，便委托阿维陀尔先生23和舒尔特格斯先生24领取该款，同时提交了证件，说明我的被怀疑的六岁的儿子已在尼斯，不在苏黎世。苏黎世警察局仍不同意发还保证金，这时它要求的是另一种证明，即由此地警察局证明，我的儿子已‘正式获准在皮埃蒙特居住’。舒尔特格斯先生把这意见通知了阿维陀尔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