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儿子（第2/3页）

我们那家客店有个女仆，顶多不过十八岁。她有一双蓝蓝的眼睛，淡蓝之中透出两点黑色瞳仁。她一笑起来，总是露出两排短小而整齐的牙齿，看上去结实得像能嚼碎花岗石。

她像大多数当地人一样，只会说布列塔尼地方话，一句法语也听不懂。

我朋友的身体迟迟不见好转。虽然未确切诊断出什么病，但医生还是不准他动身，要求他绝对静养。这样，我白天总是陪在他身边。那个年轻女仆有时给我端吃端喝，有时给他送汤送药，不断地进进出出。

她来的时候，我常逗弄逗弄她，看样子，她对此也颇为乐意。当然，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因为双方都听不懂对方的话。

有一天夜里，我在病人身边待得很晚，回自己房间去时，在走廊里碰见那个姑娘，她也正要回自己的房间。当时，我的房门大开，我不假思索，就像是闹着玩似的，猛然一下将她拦腰抱住，还没有等她从惊吓中回过神来，就抱着她进了房间，并顺手带上了门。她又惊又怕，不知所措，只瞧着我，不敢叫嚷，唯恐闹出丑闻，先是被老板撵走，丢了饭碗，说不定还要被父亲赶出家门。

我本来不过是打打闹闹，开个玩笑，但一旦把她推进我的房间，我就起了占有她的欲望。于是，接下来的就是一场闷声不响的多回合搏斗，像运动员扭在一起进行摔跤，胳膊忽而伸张、忽而弯曲、忽而蜷缩，气喘吁吁，浑身流汗。哎哟！她抵抗得可真激烈。我们一下碰到桌子，一下撞上板壁，一下翻倒椅子。两个人都害怕吵醒了别人，有时就互相扭着，一动也不动地停上几秒钟，然后又重新开始激烈的搏斗：我继续进攻，她拼命抵抗。

最后，她精疲力竭地倒了下去，我就在地板上粗暴地占有了她。

她一爬起来，就奔向房门，拉开门闩，飞快地逃走了。

在以后几天里，我难得碰见她。她也不让我靠近她。后来，我的朋友病好了，我们又该动身上路了。动身的前夕，时至半夜，我刚回到自己的房间，就见她穿着衬衣、光着脚走进来。

她扑进我的怀里，充满激情地搂抱着我。一直到天亮，她都在拥吻我，爱抚我，同时不断在哭泣、呜咽。她无法用法语向我倾诉她的爱情与绝望，就用尽了一个女人所能献出的一切情爱方式来进行表达。

一个星期以后，我早把这次逢场作戏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这类艳遇，在我们这些人的旅途中太司空见惯了，本来嘛，旅店里那些侍女就是供旅客们这么消遣的。

三十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回想起这件事，也没有再到拉贝桥去过。

想不到，在一八七六年，我为了搜集资料，要深入考察该地区的实情，我又游历了布列塔尼，可巧又到了拉贝桥。

在我看来，那里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城堡的灰墙依然立在小城入口处那一片水泊里。我住过的那个旅店仍在，不过经过翻修与改建，式样比较时髦了。一进门，就有两个十八岁的布列塔尼姑娘迎上来接待。她们长得娇艳、可爱，穿着紧身的呢料背心，戴着银色的帽子，耳侧还有两大块绣花片子。

当时是下午六点钟左右。我坐下来吃晚饭，店老板亲自出来侍候我。看来是命中注定，我鬼使神差似的问起：“您认识这家店从前的老板吗？三十年前，我曾经在这里住过十来天。这可是老话了。”

他回答说：“那就是我的父母，先生。”

于是，我就跟他谈起我是怎么在这儿住下的，怎么因为同伴生病而耽搁下来。他不等我讲完就说：

“哦，我全想起来了。当时我十五六岁，您就住在尽头那间客房，您的朋友住在临街的一间，也就是我现在住的那间。”

直到这时，那个年轻女仆的形貌才栩栩如生地重现在我的脑海里。我问：“您还记得当年令尊店里有一个挺漂亮的小女仆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有一双好看的蓝眼睛，有一口白白的牙齿。”

他回答说：“是呀，先生，你们来过这里以后，过了些日子，她在分娩中死去了。”

他用手指向院子，院子里正有一个又瘦又瘸的男子在翻动马粪，他说：“那人就是她的儿子。”

我笑了起来：“他长得可不好看，一点也不像他母亲，准是像他父亲吧。”

店老板说：“那倒很可能，不过，没有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他母亲到死也没有说出来。我们这里的人也都不知道她有过相好，大家听说她怀了孕，都大吃一惊，没有一个人肯相信。”

我突然打了个寒噤，心里很不舒服。我们每逢大祸临头，心里总会有这一类不祥的预感掠过。我朝院子里的那人看了两眼。这时，他刚给那些马匹打好水，正拎着两只桶，一瘸一拐，那较短的一条腿要格外使劲，显得特别痛苦。他身上穿得破破烂烂，脏得令人恶心，黄色的长发乱糟糟地纠缠在一起，像一根根绳子耷拉在脸上。

店老板接着说：“他干不了多少活，把他留在店里只是因为可怜他。他要是一生出来就像别人一样有人抚养，也许就不至于如此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先生，没爹，没妈，又没有钱。我的父母可怜这孩子，收留了他，不过，毕竟不是自家的人呀！这个理，您一定很懂。”

我什么也没有说。

我还是在原来住过的那个房间宿下。一整夜都在琢磨那个叫人恶心的马夫，我反复思索：“他会不会是我的儿子？难道是我害得那姑娘走上了绝路，是我造出了这个孽种？不管怎么说，这是可能的呀！”

我决定跟那个家伙谈谈，问清楚他出生的日期，只要差上两个月，那我就可以打消疑虑了。

第二天，我叫人把他找来。但是，他也不会讲法语。他一副愚昧无知的样子，懵里懵懂。我要一个女仆替我问他多大岁数，他也答不上来。他像一个白痴似的站在我面前，两只骨节粗大、脏得令人厌恶的手，不停地摆弄着他的帽子，他傻乎乎地笑着，不过笑的时候，嘴角与眼角都有点像他母亲。

恰好店老板回来了，他去找这个可怜虫的出生证书。他是在我旅居拉贝桥之后八个月零二十六天出生的，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在八月十五日到达洛里昂的。证书上注明“其父不详”，其母名叫让娜·凯拉代克。

一看此证，我的心跳动得急剧起来，我觉得呼吸急促，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我瞧着这个牲畜般的家伙，他那一头黄色的长发简直就像一堆粪肥，甚至比牲口的粪肥还更脏。这个叫花子被我瞧得直发窘，收起傻笑，扭转头去，迟迟疑疑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