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

开往纳伊的市内小火车过了马约门，正沿着林荫大道向塞纳河岸驶去。小车头拉着一节车厢，鸣着汽笛驱开挡路的车辆行人。它直喷蒸汽，像一个人在急速奔跑，上气不接下气，呼哧呼哧喘个不停。它的活塞里发出快节奏的响声，好似火车的铁腿在跑动。夏天傍晚的闷热笼罩着大道，虽然没有一丝风，路面上却扬起粉笔灰似的白色尘土，浓厚、呛人而且热烘烘的，还黏附在人的皮肤上，迷糊人的眼睛，甚至钻进人的五脏六腑。

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有出来透透气的居民。

车上的玻璃窗都大敞着，车速很快，窗帘在疾风中飘扬。车厢里的乘客寥寥无几，因为天气闷热，大多数乘客都爱待在顶层和车厢外的平台上。一部分乘客是打扮得俗里俗气的胖太太，属于住在郊区的小市民，就靠装腔作势来代替自身所缺乏的高雅气质。另一部分乘客是腻烦了办公室生涯的公务员，由于长期伏案工作，脸色蜡黄，腰弯背驼，肩膀一边高一边低。他们愁苦憔悴的面容，表明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负担沉重，经济拮据；也表明他们早年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如今加入了衣衫破旧的穷人行列。他们在巴黎边缘当垃圾场用的田野安家，住在刷了白灰的破房子里，门口一块花坛就算是自家的花园，日子嘛，当然是省吃俭用，过得紧巴巴的。

紧挨车门，坐着一个矮矮胖胖的男子。他脸颊臃肿，大腹便便，直垂到双腿的叉开之处。他一身黑色服装，佩戴着勋章绶带，正在同一个身材瘦长的人聊天。此人不修边幅，穿一套脏乎乎的白色斜纹布服装，戴一顶旧兮兮的巴拿马草帽。那矮胖子说话慢吞吞的，有时真像个结巴，他是海军部主任科员卡拉望先生。那瘦高个子从前在商船上当卫生员，后来在古尔博瓦圆形广场附近定居，利用他漂泊了一生之后仅余的那点浅薄的医学知识，给当地穷老百姓治病糊口。他姓舍奈，要人家称呼他“大夫”。关于他的为人品行，当地颇有不少流言蜚语。

卡拉望先生一直过着公务员循规蹈矩的生活。三十年来，他天天早晨去办公室上班，走的是同一条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遇上同一批上班族，傍晚下班，还是走同一条路，遇上同一批眼见着日渐衰老的面孔。

每天早晨，他在圣奥诺雷区的大街口，花一个苏买一份报纸，再买两个小面包，然后走进部里大楼，那神态就像一个投案自首的罪犯。他急匆匆地赶到办公室，心里惶惶不安，总是担心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疏忽而会受到斥责。

他这种单调的生活规律，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因为除了办公室里的事务，除了升级与奖金，他什么都不关心。从前，他就不在乎嫁妆，娶了一位同事的女儿。长期以来，他不论是在部里还是在家里，都只谈论公务。他那点脑子，早已在办公室枯燥的日常事务中萎缩了，如今除了与部里有关的事情之外，他再也没有其他的计划、希望与梦想了。不过，虽然他对自己的公务员生涯知足常乐，但总掺杂着一种扫兴的苦涩感，那是因为一些海军军需官，军装上有几杠白条纹，被人称为“白铁匠”，光凭这一点，一调进部里就当上副科长或科长，对此，他与妻子都愤愤不平。每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就大发议论，列出种种理由，证明将巴黎的官职如此轻易地给了那些本应航行在海上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极不公平的。

韶光易逝，不知不觉中，他已经老了。早年，自打出了校门，就直接进了衙门，他在学校里见了就发抖的学监，后来换成了他怕得要命的上司。他只要一到那些办公室暴君的门口，就浑身直打哆嗦。由于长期处于这种惶恐不安的状态，他也就形成了猥琐可笑的举止习惯，见了人就局促不安、低声下气，说起话来则神经质地直结巴。

他对巴黎的了解少得可怜，不比那个每天由狗领到同一个门檐上乞讨的瞎子知道得更多。他从一个苏一张的小报上，也读到一些社会消息与桃色新闻，但认为纯系杜撰编造，是专供小职员消遣解闷的。他一贯奉公守法，是一个没有鲜明观点的保守派，但对“新事物”还是有强烈憎恨的。凡是报上的政治新闻，他一概跳过不看。不过，话得说回来，那份小报在这方面做报道时，总要为了某一方收买者的需要而歪曲事实。每天傍晚，他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步行回家，望着熙熙攘攘的行人与川流不息的车马，那神情就像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异乡旅客。

这一年，卡拉望先生按规定服务三十年的期限满了。一月一日那天，他因此而得了一枚荣誉团勋章。须知，在这种军事化的机关里，那些被缚在绿皮卷宗上的公文奴隶，经过长期悲惨的苦役，也就是“竭诚效力”之后，就会获得此种奖赏，这一出乎他意料的荣誉，使他对自己的才干刮目相看，评价更高，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他的日常习惯。从那以后，他不再穿杂色的裤子和不伦不类的上装，而换上黑色的礼服与裤子，这样才跟勋章宽宽的绶带般配协调，相得益彰。与此同时，他每天早晨都要刮脸，仔仔细细地修指甲，隔一天就换一件衬衫。总之，眨眼之间，卡拉望就像换了一个人，衣着整洁，神气十足但又平易谦和，而所有这一切，他都是出于对国家“勋位团”的尊重，出于一种合情合理的团体精神，要知道，他本人就是这团体中的一员呀！

他在家里，总喜欢把“我的勋章”挂在嘴边。他这种自豪感极度膨胀，甚至不能容忍别人在扣眼上挂任何别的勋章，见了外国勋章更是火冒三丈，他认为：“根本就不应该允许他们在法国佩戴出来。”他特别反感每天傍晚在小火车上遇见的舍奈“大夫”，此人居然也总挂着一种勋章绶带，白不白蓝不蓝、黄不黄绿不绿的，说不上是个什么玩意儿。

从凯旋门到纳伊这一段路，他们两人交谈的话题大同小异。这一天与往常一样，先是谈论本地区的种种弊端，对所有这些，他俩都甚为憎恶，但区长却熟视无睹，不闻不问。接着，卡拉望把话题转到疾病方面来。与医生结伴同行，这是自然而然的，他指望在闲聊中能免费拾些牙慧，得些指点，只要不着痕迹，问得巧妙，说不定等于能得到一次诊断。何况，他近来很替他母亲的健康状况担心。她时常昏厥过去，隔许久才苏醒过来。她年已九旬，偏又不肯求医就诊。

母亲垂垂老矣，卡拉望一说起就要大动感情，他一再对舍奈“大夫”说：“您能经常见到这么高寿的人吗？”说着，就喜滋滋地搓搓双手，这倒不见得是他希望老母亲永远活在世上，而是因为他母亲的长寿，也是他本人将长寿的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