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2/4页）

“我想他们从事猪肉包装吧？”

“替达特穆尔考虑，希望如此，乔治舅舅。据说在美国，猪肉包装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仅次于政治。”

“她长得美吗？”

“她的言谈举止表现得她很美的样子。大多数美国女人都是这样，这是她们迷人的秘诀。”

“为什么这些美国女人不待在自己的国家？她们不总是对我们说：对女人而言，美国是女人的天堂。”

“没错。这也就是她们为何都像夏娃一样，要迫不及待地离开天堂的原因。”亨利勋爵说，

“再见，乔治舅舅，要是再待下去，我就赶不上吃中饭了。谢谢您给我讲了我想听的一切。交了新朋友，我就想了解清楚他的一切；对我的老朋友，我就什么都不想知道了。”

“你去哪儿吃中饭，哈利？”

“到阿加莎姑妈家。我是不请自到，还约请了格雷先生，他是姑妈的新宠。”

“哼！哈利，去告诉你姑妈阿加莎，不要再为她的慈善募捐之事来麻烦我了。我烦死这些事了。哎呀，这个善良的女人以为我无所事事，只会为她愚蠢的怪癖签支票。”

“好啊，乔治舅舅，我会告诉她，但不会有任何效果。慈善家已失去一切人性的感受，这是他们最突出的性格特点。”

老绅士气冲冲地表示同意，并按铃叫仆人送客。亨利勋爵没有穿过低矮的拱廊去伯灵顿街上，他掉转步子朝伯克利广场方向走去。

这就是道林·格雷父母的故事。故事讲得粗枝大叶，十分简略，但因其中暗含了一段奇异且近乎现代的浪漫情事，他仍被打动了。一个漂亮女人，为了追求疯狂的恋情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仅过了几周神魂颠倒的幸福时光，就被一桩丑恶、阴险的罪行打断了。又经过数月无言的痛苦折磨之后，一个婴孩在痛苦中呱呱出世。死亡夺走了母亲的生命，而把男孩留给了孤苦，和一位专横无情的老人。是啊，这个背景很有趣。它成为这位男孩的衬托，使他更完美，就如每一件精美之物的背后，总是存在着某种悲剧性的东西那样。即使最微不足观的小花要开放，世界也会经历痛苦。昨夜在俱乐部的晚餐上，道林·格雷是多么迷人啊，惊恐的目光，半开的双唇，他坐在亨利勋爵对面，沉浸于惊喜之中，红色的烛罩映照着他那让人惊艳的面孔，像一朵嫣然怒放的玫瑰。与他交谈，就像拉一把精制的小提琴，琴弦的每一次拉动和抖动，都会得到回应……能对人施以影响真是让人无比兴奋，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把自己的灵魂投入到某个优雅的形体，并让它在里面逗留一会儿；听到自己睿智的见解得到回应，并伴随着一切激情和青春的乐章；把自己的精神才情，像一种妙不可言的流体或一股奇异的香气一样，浇灌进另一种精神才情：这都让人获得一种真正的快乐——在我们这个如此狭隘、如此庸俗的时代，这个纵情声色、缺乏大志的时代，这可能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惬意的快乐了……机缘巧合，与这个小伙子在巴兹尔的画室偶遇，他真是极妙的类型，或者说至少可以装扮成极妙的类型。他优雅，具有少年男孩一尘不染的纯洁，以及古希腊大理石雕像的美。你想把他怎么样，就尽可怎么样，可以把他做成提坦[2]，或者一只小玩具。可惜啊，这样的美竟注定要凋零！……可巴兹尔呢？从心理学角度看，他多有意思啊！ 只是因为看到眼前这个人的出现，奇特地启发了新的艺术风格和观察生活的模式，而这个人对此竟浑然不觉。如同住在昏暗林地里的精灵，静默地在空阔的旷野里走来走去，无影无踪，却又突然显露倩影，就像树林女神德律阿得斯那样，而且一点不惊惧。因为在一直寻觅着她的画家的灵魂里，已经唤起了一幅奇妙的情景，而只有在那里，奇妙的东西才能显形。仅仅是它们的形状和图案，都似乎变得优雅了，并获得了一种象征性的价值，好像它们本身就是另一种东西的图案，有更完美的形式，它们的影子变成了实体：这一切是多么奇怪啊！他记得历史上曾有类似的情况。不是那位思想界的艺术家柏拉图首次对此加以剖析的吗？ 不是米开朗基罗曾将这刻在了写有十四行组诗的彩色大理石上吗？但在我们这个世纪，人们却觉得这不可理喻……是呀，就像他竭力要去影响道林·格雷，就像道林·格雷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画家，让他创作出了精妙的画像。他要设法去主导他——实际上他已经成功了一半。他要把那个奇妙的精灵收归己有，这个爱情和死亡之子身上有种迷人的东西。

突然，他停了下来，抬头看了看房子。他发现已经走过姑妈家有一段路了，便笑着转身往回走。他走进略显灰暗的大厅时，管家告诉他，大家已经去午餐了。他把帽子和手杖交给一个仆人，走进餐厅。

“又迟到了，哈利。”姑妈冲他叫道，直摇头。

他随意编了个理由，在她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扫视了一下四周，看看在座都有哪些人。道林在桌子的另一头羞涩地向他欠了欠身子，脸上悄悄泛起一抹快乐的红晕。坐在他对面的是哈里公爵夫人，她天性善良，脾气温和，受人尊敬，认识她的人都很喜欢她，而作为女人，她的体态，若她没有爵位的话，一定会被当代历史学家描绘成结构比例都比较富态的胖子。坐在她右边的是托马斯·伯顿爵士，一位激进的议员，他在公开场合总是紧随领袖，但在私下里却紧随最好的厨师，奉行众所周知的明智原则：与保守党人同吃，与自由党人同思。哈里公爵夫人左边坐的是特莱德里的厄斯金先生，一位富有魅力和素养的老绅士，然而他已养成沉思不语的坏习惯，据他自己有一次对阿加莎夫人解释说，他现在沉默，是因为他在三十岁之前把要说的话都说完了。紧邻亨利勋爵自己的是范德勒夫人，他姑妈的一位老朋友，女人中的完美圣女，但装扮过时，使人想起装订得很糟糕的圣歌集。幸好她旁边坐着福德尔勋爵，一个聪明绝顶的中年庸人，其光秃秃的头犹如下议院部长的声明般不加掩饰，范德勒夫人正以其特有的极其热切的方式和他交谈着，而这种热切，福德尔勋爵本人曾说，是一切真好人都必犯的一种不能原谅，却又谁都不曾逃过的错误。

“我们正在谈可怜的达特穆尔的事儿，亨利勋爵。”公爵夫人隔着桌子朝他愉快地点了点头，大声说，“你认为他真会娶这位迷人的年轻女人吗？”

“我相信她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向达特穆尔求婚了，公爵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