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天使们（第3/6页）

我似乎理解他们：他们觉得自己在地上画的圈是一个有魔力的圆圈，把他们像指环一样联结起来。而他们的胸膛里也充满着一种强烈的天真情怀：让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不是士兵或法西斯突击队的那种“开步走”，而是孩子们跳的那种“舞蹈”。他们要把自己的天真唾到警察的脸上去。

摄影师也是这样看他们的，他突出了这一强烈对比：一边是队列式虚假（强制与命令）地统一为一体的警察，另一边是圆圈式真正（真诚并自然）合为一体的青年；一边是伺机采取阴险行动的警察，另一边是沉浸在游戏的欢乐之中的青年。

在一个圆圈里跳舞是令人着魔的；圆圈又从数千年之远的记忆中向我们预兆着什么。大学教师拉斐尔夫人从画报上剪下这张照片，充满梦想地盯着它看。她也想在一个圆圈里跳舞。她一辈子都在寻找一个男女组成的圆圈，让她和别人手拉着手一起跳圆舞。她首先在卫理公会里寻找（她父亲是个狂热的教徒），然后是在共产党里，然后是在托洛茨基党里，然后是在异端托洛茨基党里，然后是在反堕胎运动中（孩子有生命权！），然后是在堕胎合法化运动中（女人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她曾在马克思主义者、精神分析学家、结构主义者那里寻找；她曾在列宁、在禅宗佛教、在毛泽东那里寻找；她也曾在瑜伽信徒、新小说流派里寻找。最后，找来找去，她希望至少要和她的学生们和谐一致，同他们结为一体。这就意味着她总是强迫自己的学生和她想的一样、说的一样，于是终于有人与她在同一个圆圈、同一曲舞蹈中身体合一、精神合一了。

这时候，她的学生加百列和米迦勒正在她们的房间里，在学生宿舍。她们投身到尤奈斯库的剧作之中，米迦勒大声读道：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说：拿一张纸，计算。从两只猫身上拿下两条腿，每只猫还剩下多少条腿？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说：有好几种可能的答案。一只猫可以有四条腿，另一只有两条。还可能有一只猫有五条腿，而另一只猫只有一条。从两只猫的八条腿上拿下两条，结果会是一只猫有六条腿，另一只猫一条也没有。

米迦勒打断了她的朗读：“我不明白怎么给猫拿下腿来。能把腿砍下来吗？”

“米迦勒！”加百列叫起来。

“我还不懂一只猫怎么可能有六条腿。”

“米迦勒！”加百列又喊叫起来。

“什么？”米迦勒问。

“你难道忘了吗？还是你自己说的呢！”

“什么？”米迦勒又问。

“这段对话肯定是为了制造一个喜剧效果！”

“你说得对，”米迦勒边说边高兴地看着加百列。两个姑娘互相看着，她们的嘴角骄傲地颤动着，最后，从她们的口中发出了来自音域的高音区的短促且断续的声音。然后是同样的声音，仍旧是同样的声音。勉强地笑。可笑地笑……笑的迸发、反复、冲撞、放肆，笑的气派、奢侈、疯狂……啊，笑！快感之笑，笑之快感……

此时，拉斐尔夫人正孤零零一个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座小城的街道上游荡。她突然抬起头来，就好像从远处传来飘浮在轻柔的空气里的一段乐曲，又好像她嗅到了来自远处的一股气味。她停下来，她听到了脑中空虚的叫喊，是空虚在抗争，想被填满。她觉得在某个地方，离她不远的地方，有大笑的火焰在颤抖，也许在某个地方，在不远处，有一些人手拉着手，围成圆圈在跳舞……

她就这样停了一会儿，她心绪烦躁地看看周围，然后突然之间，那神秘的音乐停了下来（米迦勒和加百列停止了笑；她们突然感觉到厌烦，因为等待她们的是无爱的空虚之夜）。内心无端地骚动不已却又得不到满足的拉斐尔夫人，穿过沿海小城的红灯区回到家中。

6

我也在圆圈里跳过舞。那是一九四八年，共产党人在我的国家刚刚取得胜利，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部长们避难到了国外。我搭着其他共产党学生的手或肩，我们原地跳两步，向前迈一步，一边抬起右腿，然后另一边抬起左腿。我们几乎每个月都做这个，因为总有什么要庆祝，一个周年纪念或是随便哪个事件。过去的不公正被弥补，新的不公正又产生，工厂被国有化，成千的人进了监狱，医疗实行公费制，烟店掌柜被没收了烟草铺，老工人第一次出门度假，住在国家没收的别墅里，而我们的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其后，某一天，我说了不该说的什么话，我被党逐出门外，也就不得不离开跳舞的圆圈。

我在这时候才理解了圆圈的神秘意义。要是离开队列的话，还是可以回到队列的。队列是一种开放式的组成。而圆圈是封闭的，一离开就回不来了。行星绕着圆圈转动，这不是偶然的，如果一块石头跌落出来，那它就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万劫不复地远去了。正如脱离了星球的陨石一样，我离圆圈而去，直到今天还在不停地坠落。有些人注定是盘旋落地而死，有些人垂直落地。这些直落的人（我是其中的一个）身上总是对失去的圆圈有一种羞怯的怀恋，因为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宇宙里，万事万物都是绕着圆圈运转的。

天知道又是哪一个周年纪念日，布拉格的街上又有了青年人在跳舞的圆圈。我在这些人中间游荡，我离他们很近，但是我不被允许加入任何一个圆圈。那是一九五〇年六月，米拉达·霍拉科娃前一天被绞死了。她是社会党议员，法庭指控她阴谋危害国家。与她同时被绞死的是扎维斯·卡兰德拉，捷克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勒东和保尔·艾吕雅的朋友。年轻的捷克人在跳舞，他们知道，就在前一天，在同一个城市，一个女人和一个超现实主义者被吊在了绳索上。他们跳得更狂热了，因为他们的舞蹈是他们天真无邪的显现，他们的天真无邪与两个被绞死的人的罪恶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两个人背叛了人民，背叛了希望。

安德烈·布勒东不相信卡兰德拉背叛了人民和人民的希望，在巴黎他呼吁艾吕雅（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三日的一封公开信）出面抗议这一无端指控并设法营救他们的老朋友。可是，艾吕雅正在一个连接着巴黎、莫斯科、布拉格、华沙、索非亚和希腊的宏伟的圆圈里跳着舞，在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的共产党之间跳来跳去，他在到处吟诵着他那世界大同的美丽诗句。读到布勒东的信后，他原地跳两步，向前跳一步，摇了摇头，拒绝去捍卫人民的叛徒（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日的《行动》周刊上），并开始用铿锵的声音朗诵起来：